作者：肖伟光 陈熙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韬奋精神青年宣讲团副团长）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被列宁盛赞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也是国内新闻学界反复引用的经典文本。然而，国内教材中的相关论述多为定性式结论，至于这些结论从何而来、依据的是《新莱茵报》哪一期的哪篇文章，却鲜有学者深入追问。过去几十年，国内对《新莱茵报》的了解多依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

　　在此背景下，陈力丹和夏琪主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莱茵报〉——〈新莱茵报〉研究译文集》（以下简称《译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26年）出版，堪称一项重要的学术史料打捞工程。该书首次系统译介了苏联和德国学者关于《新莱茵报》的研究成果，其中古列维奇的著作历经德文—俄文—中文三次转译，编译者对每一处引文均回溯至哥特体原报进行逐字核对。全书收录473条编译者注释和64条改注，累计完成4.5万字校勘。这份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赋予了《译文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使其成为我们读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文献，也为国内《新莱茵报》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空间。

《新莱茵报》创刊号

　　历史的在场感

　　还原革命年代的报刊图景

　　任何报纸都有其历史坐标，但《新莱茵报》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一份在革命烽火中存续了不足一年的日报，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诞生地与首次完整实践的场域。

　　1848年6月1日，《共产党宣言》发表不到四个月后，《新莱茵报》在科隆创刊。选择科隆作为创刊地并非偶然。莱茵省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最广泛的工人阶级支持，为报纸奠定坚实的读者基础。例如，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曾表示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不想给任何人留下质疑《新莱茵报》的口实。《新莱茵报》具有专业办报意识，这是它区别于同时代众多政治小报的核心特质。事实上，从确定宗旨、组建编辑部、构建通讯员网络，到筹集资金、选择印刷商、发行号外，均由马克思亲自运筹。正因如此，了解《新莱茵报》不仅是我们走近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必由之路，更是洞悉马克思作为革命导师、战略家与组织家的重要窗口。

《新莱茵报》第301号

　　《新莱茵报》诞生于欧洲革命高潮，其出版意义重大。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新莱茵报》自1848年6月1日正式出版，至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仅存在354天，共出版301号。但它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多个“第一”：它是世界上第一份自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坚定奉行无产阶级政党路线的机关报，被马克思称为“党的企业”；它首次组建了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专业编辑团队，实行集体领导的编辑制度；其发行量在1848年9月已突破6000份，这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堪称惊人成就。恩格斯高度评价它是“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并深刻指出“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新莱茵报》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响亮号角，以其短暂而辉煌的历程，铸就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不朽传奇与当之无愧的典范，其所开创的传统至今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安岗，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深情寄语：“我们能否把《新莱茵报》都翻译成中文，让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编报、怎样写稿、怎样做评论工作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跟中国的新闻实践更进一步结合起来。”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期许正通过这部《译文集》的出版逐步变为现实。

　　现实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路径

　　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实践本身。《新莱茵报》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唯一一次全面掌握报纸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平台——这正是我们回溯其本源、开展经典办报实践研究的根本学术动因。

　　回溯学术源流，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篇专门系统研究《新莱茵报》的论文，正是安岗在1962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如何嘲笑敌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政论笔法札记》。安岗始终秉持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强调“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需要深入，需要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译文集》正是这样一部“实际的东西”。

　　书中收录的古列维奇专著，系统梳理了《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日常运作、通讯员网络的构建、读者来信的处理机制等具体细节。例如，该报将“读者来信”栏目作为衡量与民众联系紧密程度和报纸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尺，这一传统至今仍是检验媒体公信力的核心标准。再如，该报毫不避讳地报道无产阶级内部阶级意识不成熟的现实。有报道提到，某工厂工人因受错误思想影响，坚决反对使用机器生产，并将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该报通讯员在报道中痛心地指出：“由于这些人目光短浅和轻虑浅谋，他们没有发现除了眼前机器之外的更多导致其贫困的原因。”这种毫不掩饰自身阵营局限性的做法，正是对恩格斯所倡导的“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的生动践行。这种批评，不仅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

　　学习《新莱茵报》的办报经验，核心在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新闻专业性的深刻阐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政论家，仅有善良愿望和坚定信念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他们曾尖锐批评海因岑在理论上的浅薄无知，称其为“19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尽管他们也承认海因岑具有正直、勇敢、坚定的个人品质。扎实的理论素养是新闻工作者专业底线的核心基石。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任何所谓的“舆论战斗”最终都只能是虚张声势。

　　在具体的新闻生产层面，《新莱茵报》展现出了另一维度的专业性。该报高度重视第一手信息源，坚持通过多方信源交叉验证新闻事实，始终坚持使用准确严谨、言之有据的新闻语言，专门设立“更正”栏目，及时纠正报道中的印刷错误和事实偏差。这正是马克思“报纸有机运动”理论的生动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在后续报道中对前序错漏进行补正，是逐步展现新闻真实的必要环节。事实核查、交叉验证、主动更正——这些今天我们用来抵御虚假信息和流量至上冲击的核心手段，早在178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已在《新莱茵报》的编辑室里熟练运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明确提出：“刊播了失实报道要勇于承担责任，及时更正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这正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早已融入中国新闻事业的血脉。

　　深入研究《新莱茵报》，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办报有机体加以系统性考察，而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署名文章。《译文集》收录的研究表明，古列维奇系统考察了该报的广告经营、发行推广、财务管理等运营维度，而这些恰恰是国内以往研究中长期忽视的薄弱环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经营支撑，任何崇高的新闻理想都难以持久。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创办股份公司、公开认股、扩大发行、拓展广告等一系列举措，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市场化经营体系。这一经营智慧在数十年后被邹韬奋继承并发扬。作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出版家，邹韬奋明确提出“事业性与商业性不应对立”的辩证原则，开创“读者信箱”“小言论”等特色栏目，将编辑、出版、发行有机整合，构建“三位一体”的现代出版运营模式，使《生活》周刊在竞争激烈的民国杂志市场中异军突起。面对当前内容过载与注意力稀缺的双重挑战，回望《新莱茵报》的经营实践及其在中国的传承，或能为当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供历史镜鉴。

　　中国新闻事业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本质上是立场的坚守、思想的交锋和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从《新莱茵报》读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场深彻的精神对话——对话不畏强权、捍卫真理的革命精神，在众声喧哗中笃定方向；对话尊重事实、勇于自省的科学方法，在事实与逻辑中锤炼笔锋；对话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的传播力量，在字里行间点燃星火。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