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背景下，互助性养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何为互助性养老？如何进一步推进互助性养老发展？第8期光明智库民生论坛，邀请专家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北京市荣华街道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内，社区居民（前）体验一款智能行走机器人。新华社发

　　与谈人

　　杜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老龄研究院院长

　　朱荟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理事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陈之殷

　　1、互助性养老面向哪些人群

　　光明智库：提起互助性养老，一些人直观上认为所谓“互助”即低龄老年人、健康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务，这种对“互助性”的理解是否准确？能否介绍一下互助性养老模式的具体内涵和发展过程？

　　朱荟：理解“互助性”，必须超越“低龄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失能老年人”这一表层观点，跳出单一向度的、人群帮扶的狭隘视角，关注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政府的纵向贯通，代际、邻里、城乡的横向联动，以及线上线下场景的数智融合。换言之，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概念内涵既体现了伦理层面的守望相助，也是治理层面的协同共建，更指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养老支持体系。

　　从主体来看，一方面，服务提供者呈现多元复合特征：核心主体是低龄健康老年人、退休党员、社区骨干；基础主体是村居两委、网格员、邻里和大学生志愿者；专业主体是社工机构、养老服务组织、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支撑主体是各级民政部门、集体经济组织、爱心慈善组织；以及作为数智主体的线上时间银行、供需匹配的智慧平台等。这些主体共同构成层层衔接、公益性的非市场化互助性养老服务供给队伍。另一方面，服务对象具有可延展的特征：即以高龄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兜底对象，同时面向全体城乡老年人，兼顾生活照料、健康守护、精神慰藉、情感陪伴、社区参与等全方位养老服务。

　　彭希哲：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先秦儒家经典中就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表述，其后宋代义庄的宗族互助，南方姑婆屋的共度晚年等，都是互助性养老的传统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孝”“爱”文化，以及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宗族和邻里互助，在很长时期内是家庭养老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种养老模式。

　　在当下语境中，互助性养老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国家在“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就已倡导通过邻里互助、亲友互助、志愿服务等形式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其后又在多种政府文件中明确鼓励发展农村互助服务。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互助性养老服务涌现了不少模式做法、积累了很多鲜活经验，较好满足了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此次《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是为解决超大规模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积极探索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2、互助性养老能解决哪些问题

　　光明智库：当前推进互助性养老基于何种动因？能够补上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的哪些短板？

　　杜鹏：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推进互助性养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因：首先，伴随着我国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加之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传统家庭养老的资源基础和功能被极大弱化。在此背景下，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性养老和农村互助性养老，成为缓解家庭养老负担的有力支撑。其次，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刚性养老服务需求，我国总体上仍存在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专业人才短缺、供需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而互助性养老可以通过“老帮老、邻帮邻”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寻医送药、探访关爱、助餐助洁、精神慰藉等多样化、互助性的养老服务供给，既可以重塑基层情感纽带，又可以补齐养老服务供给短板，降低专业照护成本，弥补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的照料缺口。再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机构养老服务社会化程度低，服务承载力不足。互助性养老作为一种低成本而高效率的内生发展方式，可以充分激活基层社会的既有资源与内生动力，引导城乡居民及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自治。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双溪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医生为老人检查身体。新华社发

　　彭希哲：确实如此。在农村地区，基础薄弱、居住分散、人才不足等问题都是必须应对的现实，要补上这些短板仅依靠公共资源的投入是不够的。近年来，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选择进城谋生，少子家庭的照护能力捉襟见肘，传统上依靠家庭养老的乡村老人，特别是农村留守、高龄、独居、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面临着老乏所养的困境。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较差，居住分散又使得延伸或上门服务成本过高，许多在城市行之有效的供给模式在农村地区出现水土不服。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互助性养老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它依托乡土社会原有的邻里互助传统，将养老服务延伸至基层治理单元，大量非专业化、高频次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通过邻里互助得以完成，有效填补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机构养老覆盖不足之间的空白，缓解社会照护资源的刚性缺口，是利用乡土优势走出养老困境的一种有效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农村地区行之有效，在城市社区也同样可行。

　　3、我国发展互助性养老的核心优势

　　光明智库：发展互助性养老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您认为当前我国发展互助性养老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朱荟：我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社会秩序，在互助性养老领域体现出显著优势。其一，价值层面的伦理贯通。“孝亲敬老、守望相助”不仅是私德，更是被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公共规范。这种“修身齐家”的价值追求，显著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传统。其二，结构层面的网络嵌套。我国互助性养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于当前“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之中，有助于形成“互助+专业”的梯度服务体系。其三，经济层面的多元共济。我国推动建立“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一点”的筹资机制，将国家财政、集体经济的“公”与家庭储蓄的“私”有机融合，拓展了资源动员的广度与深度。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金元社区养老服务站，志愿者为老年人送餐。新华社发

　　相比之下，欧美等国家互助性养老多依托教会、民间社群、兴趣组织、互助会等自发圈层，缺乏国家顶层设计、基层行政介入与家庭伦理的深度绑定，没有形成从国家到社区、再到家庭的纵向差序支撑格局，是风险社会下的自发互助形态。当然，从养老服务的成熟度来看，法国作为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美国养老金融与社会组织高度发达，这些国家在养老服务精细化、分类分层供给、专业社工介入、时间银行制度规范化、养老金融配套支撑等方面更为成熟，我们应该以开放心态加以借鉴。

　　彭希哲：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互助性养老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邻里守望”“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土壤。在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发展的进程中，立足中华本土的孝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内涵，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积极的文化和政策效能。其次，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正在逐渐退出劳动就业，形成数量庞大又蕴含大量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低龄老人。他们健康素质、文化素养和参与意识较高，不仅仅追求被动的老有所养，更追求在老有所为中实现主动的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互助性养老在缓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与资源分布不均双重压力的同时，成为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景。最后，我国基层组织化程度较高，互助性养老作为一种社区行动，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群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区互动，增强社会韧性和城乡社区凝聚力。互助性养老能够让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从“被服务对象”转变为养老服务的“共同设计者”与“监督者”，通过社区成员的协商和民主程序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社区规范或决定，让低龄、健康的老人参与养老服务的日常运行，促进代际和谐，有助于形成全龄友好的社区环境。

　　4、我国发展互助性养老的实践探索

　　光明智库：近年来，各地探索出哪些好的经验、新的模式？

　　彭希哲：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互助性养老服务涌现了不少模式做法、积累了很多鲜活经验。老年互助睦邻点、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居家老年照料的喘息服务等已经在许多地方运行，“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互助性养老模式。浙江宁波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引导微慈善和公益组织参与基层养老，逐渐建立起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和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公助、共助、互助和自助的“四助”养老模式。河北肥乡通过改造闲置校舍建立农村互助幸福院，经多年探索形成“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始于上海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提倡参与者通过存储志愿服务时长换取未来同等时长的养老服务，服务内容涵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诸多领域，成为各地广泛推进的一种代际互助性养老模式。

　　杜鹏：结合调研，我主要介绍三种比较有特色的新经验和新模式：

　　一是孝道浸润、产业支撑的河北孙家寨村模式。河北邢台威县孙家寨村以建设守望相助的“孝道村”为切入点，组建爱心志愿服务队为老年人义务提供送餐、送物、家务照料等养老服务，建设面向老年人免费开放的“空巢老人服务站”“老人洗澡堂”“孝道蔬菜园”等服务设施，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同时，大力发展“以孝养孝”的孝道产业，积极开展生态种植及有机食品深加工，为开展互助性养老提供经济支撑。

　　二是多方合力、众筹推动的河南武陟县模式。河南焦作武陟县以建设慈善幸福院为切入点，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协同参与，打造“政府扶持、慈善助力、乡村补充、企业资助、以大带小”的众筹式互助性养老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支持慈善幸福院内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义务为老服务，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慈善幸福院事务，形成了多主体、多层次的互助性养老格局。

　　三是集中居住、结对互助的甘肃靖安乡模式。甘肃张掖甘州区靖安乡针对青壮年外流、老年人口居住分散等问题，以建设农村幸福大院为切入点，建设集居住、照料、娱乐、医疗于一体的综合为老服务载体，并且根据老年群体的特长与需求，组织3至5名老年人组成“互帮小组”或“邻里对子”，形成了覆盖全乡的互助网络，有效改善了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等条件下农村地区的养老困境。

　　5、如何构建多方协同的互助性养老支持体系

　　光明智库：《意见》提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对此，应如何构建多方协同的互助性养老支持体系，实现互助性养老的长效发展？

　　彭希哲：老龄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依靠政府和市场力量是不够的。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制度化的分工与协同，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等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闭环。在互助性养老运行过程中，政府要到位但不包揽，主要通过制定规章和标准清单、提供资源、培育人才、指导监督、兜底配套、平台建设等推动互助性养老健康发展。社会要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发掘丰富的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发展和培育有效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或非营利机构，充分发挥基层和老年协会等村（居）民自治组织的独特优势，融合社会工作等专业化职业化工作模式，以提高志愿服务的组织效能。市场主体充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提供资源和技术，衔接志愿服务、微利公益性服务和商业化服务的运营产业链，并通过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家庭仍然是养老服务的基础，是情感依托和日常照护的主体，应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支持下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并对互助性养老发展提出要求、进行监督。老年人不仅是互助性养老的服务对象，也是志愿活动的潜在资源，应通过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互助等志愿活动，为互助性养老作出贡献。

　　杜鹏：互助性养老的长效发展，始终离不开激活互助性养老参与主体的内驱力和能动性。为此，一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组织动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探索更多样的互助服务项目和持续运行机制，形成党建引领下多方主体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的局面。二要重构互助文化，激活社会认同。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营造孝亲敬老、守望相助的互助性社会文化氛围，培育互助性养老参与者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归属感。三要加强社区支持，夯实信任基础。互助性养老的长效运行离不开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离不开社区邻里之间的互相帮扶。要积极构建互助性养老的社区支持性环境，采取措施、搭建平台“让邻里之间熟络起来”，让互助性养老参与主体能够更加放心地参与互助。四要加强风险规制，消除后顾之忧。一方面，加强规章制度建设，通过将互助性养老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途径，明确互助性养老的服务清单，划清各方主体的权责边界，规范互助性养老服务供给。另一方面，鼓励通过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建立矛盾纠纷预防调解工作机制等途径，避免出现“好心帮忙、意外受伤、自担损失”的情况，消除互助性养老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6、如何推动数智技术与互助性养老深度融合

　　光明智库：数智时代，技术手段在互助性养老中能发挥哪些作用？如何推动技术与服务深度融合？

　　杜鹏：进入数智时代，技术手段已成为发展互助性养老的重要驱动力，可以发挥出多重赋能作用。比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智技术手段有助于提升互助性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精准化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借助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还可以搭建信息化、数智化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平台，包括构建面向养老服务的管理平台和面向时间储蓄的信用积分平台等多种类型。就老年人个体而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有助于方便他们主动了解互助性养老的价值贡献、参与渠道等相关信息，助推其主动参与互助性养老活动。为此，应加快推动技术手段与互助模式深度融合，一方面，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夯实互助性养老的技术支撑，赋能互助性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立足互助性养老的现实环节和实际需求，针对性地解决互助性养老面临的实际堵点、痛点、难点，避免可能出现的“技术悬浮”等问题。

　　朱荟：技术手段不仅赋予了互助性养老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也会重塑互助性养老的存在形态与运作逻辑。在政府与社区治理层面，数智技术可以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在互助服务供给层面，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把线下熟人互助延伸至线上全天候服务；在健康与安全守护层面，智能设备能够联动社区互助队伍快速响应。此外，数智技术还能赋能日常交往，搭建老年线上社群、兴趣圈层，拓展代际邻里互动渠道，丰富互助的精神内涵。

　　但是，数智技术也可能加剧养老不平等，高龄、低文化、农村老人容易因难以适应智能设备，被排斥在科技导向的互助服务之外。过度依赖技术也会弱化面对面的情感互助，消解传统邻里守望的温度。因此，数智赋能不能替代人文互助，而是需要走一条“有温度的技术治理”之路。一方面，搭建统一的城乡互助性养老智慧服务平台，整合需求摸排、志愿管理、时间积分、应急救助等功能；另一方面，简化智能终端操作，开发适老化界面、语音操控、一键服务等功能，把复杂技术转化为老人易用的简单服务；同时联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数字适老教学，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门槛。只有坚持技术适配老年群体特征、兼顾普惠公平与人文温度，才能让数智技术真正服务于互助性养老的根本。

　　7、如何保障互助性养老发展的可持续性

　　光明智库：互助性养老在运行过程中，最突出的风险点是什么？如何有效规避这些风险，实现互助性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彭希哲：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互助性养老体系已经初步成型。但需明确的是，互助性养老不可能取代医院护理院、服务机构、基层社区的专业化标准化服务。因此，互助性养老的定位要非常明确，项目设计要因地制宜，组织运营要科学高效，资源配置要合理可行。特别要避免由于国家大力提倡就过于依赖政府主导和资源投入，而违背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陷入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

　　互助性养老是整体性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环，其服务内容和产品类型、消费模式和费用支付方式等都应当与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体系以及医康养护相结合，与银发经济的发展和银发科技的创新使用相结合，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使得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加系统协调、公平高效，同时成为建设全人口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志愿服务是互助性养老的基础，要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的供给基础，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群和家庭参与互助性养老，提高互助性养老的可持续性；需要健全志愿服务规范体系和激励机制，明确参与过程的责任边界和风险化解，并增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借助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应用等技术手段，实现时间银行的跨地域跨时期通兑及服务标准统一等。

　　朱荟：关于互助性养老的风险，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讨论：服务安全如何保障？权责边界如何厘清？服务质量如何控制？这些都是重要议题，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保险购买、协议签订等手段予以规范。其中，我个人最为关注的，当属可持续性风险。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单纯依靠行政发包或市场激励难以维系互助网络，需要通过制度保障和生态建设，引领互助性养老走向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互助性养老的本质是一种“跨期互惠”，其核心障碍在于“今天我帮你，明天谁来帮我”的信任难题。可尝试建立国家层面的“互助性养老信用账户”，将服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评价等统一记录；同时，探索“时间银行积分与养老服务津贴”的兑换试点，允许高积分者在达到特定年龄后兑换额外的养老津贴或服务时长，从而将道德激励转化为经济激励，将短期行为转化为长期预期。

　　可持续性的终极保障，在于代际互助。应进一步在大中小学开设“互助性养老”社会实践课程，让年轻一代在探访老人、记录口述史、教授智能设备使用的过程中，既积累学分，又内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美德。唯有当互助性养老从“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自愿”，从“同代帮扶”转化为“代际传承”，其可持续性才能获得最深厚的社会土壤。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