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中国人把受过教育和正在受教育的人叫读书人。读书人不是一种职业，勉强算一种社会身份。与书打过交道，是这种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志。

插图：晨堪

　　读书人自然少不了书。不管是现在正在读的，还是过去已经读过的，抑或是放在那里准备将来读的，都是读书人拥有的财富。许多读书人常常因为拥有这份财富而自豪。

　　我的这份自豪来得晚，从破蒙读书到初中毕业，除了课本和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几乎没有别的书。课本和工具书也是书，然而就像家人也可以当朋友看待，但毕竟与外面交的朋友不同。

　　小学四年级时，我曾经拥有一本属于课本和工具书之外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张开翅膀飞呀》，写一个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故事，是一本薄薄的连环画。我有个同学经常拿这本书在我面前炫耀，故意把书名说得很快，很夸张。我没见到书，却经不住书名的诱惑，最后用一个甜粽子和一个咸鸭蛋换得了这本书。

　　高中阶段，贯彻教学要“少而精”的原则，老师不让看任何参考书，只让熟读精习课本，这便把所有的社会朋友都拒之门外。我从几个学期的伙食费里省下钱，买了一本周培源编的物理学习参考资料和两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老师为此专门开了一次班会，对我进行严肃批评。我“合法”拥有的图书，仍然是历年的课本和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还有那本写知青的连环画。

　　这本写知青的连环画我一直保存到我自己也成了知青。下放前夕，我保存的所有课本都在那几年的混乱中丢了，只有这本连环画躲在箱子旮旯里得以保全。不久，它就有了新的伙伴。

　　我们点上有个知青，那几年趁乱从学校图书馆拿了一套《中国文学史》，四册，深蓝色的封面，他翻了翻觉得没意思，见我喜欢看书，就给了我。

　　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文学史，更不知道编书的游国恩等人都是大专家。这套书对我来说，就像以前看过的小说，平时有空或雨雪天不出工，就翻几页消磨时间。虽然书的内容并未完全看懂，但举的例子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些例子都是古代诗文名篇或名篇的片段，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能琢磨出一点意味。渐渐地，我便爱上了这些诗文名篇和片段，干农活的时候，还常常背诵。等到我从农村招到工厂当工人，这套文学史中例举的诗文名篇和片段，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还能按朝代分出先后次序。这套书为我日后学习古代文学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后来念中文系的时候，有个教古代文学史的老师，期末考试总喜欢考一些大题，比如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发展，或者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等等。我能在考试的三个小时内一口气写出这期间散文或诗歌发展的脉络，还能举出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诗文名篇或段落。老师大感惊讶，我跟他讲了上面的故事，他只说了两个字：难怪。

　　我念大学的时候，图书出版还没有全面恢复，书店里卖的书，种类单一，数量很少，文学类的图书少而又少，汉口利济路新华书店门前就开始有了以书换书的交易。往往是在傍晚时分的路灯底下，稀稀落落的换书人佯装漫无目的地在书店门前的空场上游走，其实身上都带着书，有的也有相对固定的目标。换书的过程就在擦身而过的一瞬间，双方互不搭话，也不对眼，只报书名，觉得可换的，便从襟下、腋下、腰间、袋间抽出书来，迅速交换，之后若无其事地走开。若不想交换，就继续游走，直到找到合适的交换对象。

　　那时候这种交易只能私底下进行，而且交换的图书大都是还没有解禁的“四旧”，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说和“地下文学”的手抄本，也有专业书籍和工具书。我那时喜欢看旧派武侠小说，我在铁路工作时，有几个住在武昌的同事也喜欢看，我就把他们保存的武侠小说拿到利济路新华书店门前去交换，我自然得先睹之便，结果有机会遍览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我考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虽然带薪学习，仍感囊中羞涩，买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好在有这样的书市可以交换，我便挖空心思到书市上去淘换我需要的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用铁路上一个同事给我的一本《镜花缘》，换得了一本《康熙字典》。那个学期我正在上古汉语，又选修了训诂学，这本字典给了我许多帮助。虽然没有换得同事要看的小说，然而他见我学习需要这本字典，并不怪我。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便“江山易主”。大二时我超级崇拜李白，买不到李白的作品，就用这本《康熙字典》跟同学换了一套《李白集校注》。虽然几年后我买了一本新的《康熙字典》，但思念旧物，对这本新字典，仍感有些生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文史图书和旧时的报刊资料逐渐解禁，关闭已久的旧书店也开始恢复营业，一些新华书店还附设了旧书柜台，群众性自发换书的热潮逐渐减退，我也由露天书市的游神变成了旧书店的常客。

　　汉口交通路有一家旧书店，我周末从学校回家时，总要顺道去转一圈，买几本需要的旧书带回去。这些旧书也不是什么珍稀版本，而是出版放开后，一些书店影印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都是当初的单行本，很便宜，价格从一毛几到几毛到一块多不等，后来出了作者的文集或选集，这些单行本就不再版。我记得上海书店影印过鲁迅的小说、杂文的单行本，还有以前出版的契诃夫小说的单行本，繁体竖排，这两套书我都想法搜罗齐全。虽然后来我有了《鲁迅全集》和《契诃夫文集》，但这两套单行本我还当宝贝一样珍藏。我的藏书就是靠这些旧书积攒起来的，这是我藏书的“第一桶金”。

　　这些旧书店的老板，一个个都是书业顶级高手，不光讲生意，还讲情义。打交道的时间长了，他们不仅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爱搜集一些什么书，经济状况怎样，遇到手头紧的时候，不但允许赊欠，有时还慷慨馈赠。特殊需要或一时难觅的书，只要你开个单子，不久就会给你带来惊喜。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家旧书店，我就常得老板娘的照顾，她还破例让我到她的书库去找书。有一次，我在她的书库找到一套《钱注杜诗》，欣喜若狂，就跟她讲了我用《康熙字典》交换《李白集校注》的故事。她很感慨，说，送你吧，李杜，李杜，李不离杜，杜不离李，配个对。我至今不忘她的这份情义。

　　大学毕业后，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正好这时候，出版业逐渐复兴，不但以前的许多图书相继重印再版，还根据形势发展和读者需要，推出了许多新的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和整套丛书。其中，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面向世界”三套丛书。专业参考书和文学作品，学校图书馆可以借阅，不必急于收藏，这几套我认为可以传之久远的学术名著和丛书，却不容错过。新华书店每有新版上架，就一抢而空，我也跟着抢购了这些丛书的一些主要著作。原来满是旧书的书架，顿时增加了一片亮色。这些著作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走向，也是我个人求知问学的一个阶段性记录。

　　我留校任教后，买书多为教学参考和科研需要，这种专业化的购书，相对于此前随心所欲的“野购”，少了许多激情和快乐。后来，科研项目化，有了经费，买书就更方便了。我为我所从事的教学、科研项目，购置了海量的参考论著和资料。我也喜欢搜集专业之外的杂书和闲书。我把这些品类繁多的著作，加上朋友们馈赠的专著、作品，分列于不同的书柜和书架。它们环绕在我四周，编织了一个读书人的生活，也让我有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

　　我虽然有了四壁是书的书房，但我不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我喜欢一人一书的面对，就像和一个朋友面对面地品茗谈心。我的书都是我的朋友，我跟它们都有过亲密接触，它们就像我在人生中遇到的许多朋友一样，相遇之后，在未来的日子，又将各自去寻找新的去处和归宿。到时候，我会恋恋不舍地看着它们走出我的书房，到外面的世界去结交新的朋友。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