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卫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明清时期，蓄养私家戏班（也称“家班”或“家乐”）是江南士绅阶层显示财富与品位的风尚。在这股风气中，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李渔（号笠翁）所组建的家班，兼顾“自娱”“谋生”与“立言”，影响颇大。

　　李渔家班承袭士绅文化的自娱底色，更在“卖赋糊口”的生存压力下，衍生出谋生功能。尤为关键的是，李渔以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打磨，使私家戏班成为他实现戏曲“立言”理想的载体。家班从伶人遴选组建、舞台唱腔教学到跨地域巡演，李渔的个人印记贯穿始终，使之成为明清戏曲史上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个案。

　　明清时期，私家戏班的兴盛与昆曲的繁荣基本同步。明代中后期，昆山腔经魏良辅等曲家改良后风靡南北，缙绅富户蓄养家班蔚然成风。据当前学界通行划分，明代家班主要有三类：以年少女伶组成的“家班女乐”；以少年优童组成的“家班优童”；以职业优伶组成的“家班梨园”。其中，“家班女乐”最为常见。

　　这一时期，士绅家班整体走向精英化，极大提升了昆曲舞台表演的艺术水平，成为推动昆曲艺术攀上历史高峰的重要动力。何良俊、阮大铖、李开先等文坛名流，均拥有技艺精湛、水平出众的家班。家班主人往往喜爱艺术，凭借个人审美偏好遴选剧本、确立风格，演出场地多设在自家厅堂，受众仅限于亲友、同乡、同僚和文友，核心目的无非“自娱”与“待客”。然而，多数家班是纯粹的消耗品，其命运与主人仕途、家族兴衰紧密相连，一旦主人失势或去世，家班往往随之离散。

　　清雍正二年（1724），朝廷颁行“禁外官蓄养优伶”之令，从制度上结束了士大夫家班的黄金时代。此后，家班的主体逐渐转向盐商等富户。扬州盐商出资蓄养的七大内班便是典型代表，其主要目的是承接帝王南巡、备演大戏。乾隆中叶以后，随着“花部”地方戏兴起和科班制度发展，家班逐渐走向衰落。

　　在以“自娱”为常态的家班传统中，李渔家班有其鲜明特色。李渔乃“卖赋糊口”的职业文人，无功名官职。这使他在延续家班“自娱”传统功能之时，又为其注入“谋生”功能。

　　李渔家班的诞生，表面看是多重机缘巧合促成，若细究李渔本人追求，实为他长期戏曲理想在特定条件下落地实现的必然结果。

　　据李渔《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自述，康熙五年（1666），为筹措资金，李渔应友人邀请游历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途中，友人赠予他两位颇具戏曲表演天赋的年轻女子乔姬（乔复生）、王姬（王再来）。当伶工演奏李渔新作的《凤求凰》时，乔姬竟能准确理解曲意，并能完整演唱，这令李渔感到惊诧。李渔请一位老艺人教她唱曲，她进步之速让老艺人感叹：“青出于蓝，我当师汝矣。”乔姬还向李渔提议：“请以若（指王姬）为生而我充旦，其余脚色，则有诸姊妹在。此后主人撰曲，勿使诸优浪传，秘之门内可也。”李渔表示，乔姬的倡议得到众姬的响应，“时诸姬数人，亦皆勇于从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势，听其欲为而已”。不久，一支以乔、王二姬为台柱的李渔家班诞生了。

　　关于李渔家班组建的初衷，学界看法不一。有观点认为，李渔收留诸姬起初主要出于自娱享乐之意，组建戏班是顺势而为。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表露心迹：“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黄金一斗，使得自买歌童，自编词曲，口授而身导之，则戏场关目，日日更新，毡上诙谐，时时变相。”可见，亲自指导戏班以实现戏曲理想是其夙愿。乔、王二姬的出现，恰好为他提供了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契机。

　　家班成立后，李渔将它当作检验和践行戏曲革新理念的“试验田”。

　　目睹明末戏曲积弊，李渔在康熙六年（1667），即李渔家班成立之年，至康熙十年（1671）完成《闲情偶寄》的撰写，系统提出戏曲革新主张，核心主张分见于《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三部。《词曲部》提出“结构第一、词采次之、音律第三”的主张。正如李渔自道，“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厢》诸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同人观之，多蒙见许”。《演习部》记录家班教唱“试验”之要，首在“解明曲意”，次在“调熟字音”，最后有“朱笔圈点”。清代戏曲家杨恩寿于《续词余丛话》中感叹：“此说虽浅，实此中三折肱语也。”《声容部》则定下教歌总纲：“教之有方，导之有术，因材而施，无拂其天然之性。”法分三步：一曰取材，据喉音配脚色，清越者宜生，娇婉者宜旦，悲壮者宜净；二曰正音，以《中原音韵》为准，从一个韵部挑一两个关键字矫正，且融入日常；三曰习态，场上表演须自然如居家，方能免于矜持造作。

　　李渔这些超越同代曲论家的戏曲思想，在家班的排演实践中得以落地生根。每部新戏写成，李渔都先交给家班试演，在演出中反复修改唱词、调整曲谱、打磨唱腔。他力求情节紧凑、唱词浅显、声腔顺口、表演真切。可以说，李家乐班的每一次登场，都是李渔戏曲美学思想的现场展演。正如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自述：“自选优伶，使歌自撰之词曲，口授而躬试之。”

　　待伶人技艺纯熟、声名渐起之后，李渔便携家班游历四方。“全国九州，历其六七”的巡演，交织着“谋生”的现实诉求与传播其“立言”成果的使命，这便是李渔家班区别于传统家班之处。

　　“谋生”或是首因。李渔需“卖赋糊口”，他在《予携妇女出游，有笑其失计者，诗以解嘲》中直言：“尽怪饥驱似饱腾，纷纷儿女共车乘。须知我作浮家客，欲免人呼行脚僧。岁俭移民常就食，力衰呼侣伴担登。”

　　当然，巡演意义远不止谋生，它更是李渔戏曲思想的现场论证。李渔家班所至多为京师、杭州、苏州、扬州、金陵等繁华胜地的私家堂会，观戏之人皆是文人雅士与官宦缙绅，演出剧目多为《风筝误》《意中缘》等新编或改编戏。李渔作诗述其乐班通宵演戏的盛况：“更衣正待演无双，报道新曦映绿窗。佳兴未阑憎夜短，教人饮恨扑残缸。”巡演既展示了李氏家班的表演功底，亦推广了李渔的戏剧作品和美学主张。

　　每逢登台，李渔必会向全体伶人申明规矩，敛气静心；演出进行，其端坐侧台凝神静观，一旦发现唱腔板式、身段神态稍有偏差，便及时示意纠正。尤侗、余怀等名流观戏后赞誉有加，既提升了家班声望，也变相认可了其背后的戏曲理论。李渔在游历四方的过程中，将其“立言”成果从书斋推向社会，亦在交流中不断完善。这让他从地方文人跃升为全国性曲学名家。

　　康熙十一年（1672）与十二年（1673），台柱乔姬、王姬相继病逝，给鼎盛期的李渔家班致命一击，不久家班随之星散。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