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庆余（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严迪昌先生遗著《清代文学史案》中，有一篇《“新朝服”谳“老布衣”——清初朝野离立之兆端》，论述清初新贵如何“恶谳”草野遗逸。佐证的主要案例是王渔洋对方文的侮慢嘲弄。朝野离立的大判断有待审慎检讨，而佐证的案例则显然不合事实。严先生讲王渔洋侮慢方文，依据是出自其笔记和诗话的两段材料：

　　桐城方嵞山文，少有才华，后学白乐天，遂流为俚鄙浅俗，如所谓打油、钉铰者。余常问其族子邵村亨咸曰：“君家嵞山诗，果是乐天否？”邵村笑曰：“未敢具结状，须再行查。”（《古夫于亭杂录》卷四）

　　方嵞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华，晚学白乐天，好作俚浅之语，为世口实。以己壬子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为陶渊明，次杜子美，次白乐天，皆高坐而已，伛偻于前，呈其诗卷。余为题罢，语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妪可解，皆不足虑。所虑杜陵老子，文峻网密，恐嵞山不免喫藤条耳。”一座绝倒。（《渔洋诗话》卷下）

　　这两段材料的核心话题是方文诗晚期学白居易，流为俚鄙浅俗。王渔洋不满白诗浅俗，自然也对方文晚学白诗不满。这是可以确认的，问题在于王渔洋只是就诗论诗，还是借此“讽斥”遗民逸老；只是一时戏谑，还是所谓“恶谳”。仅就材料而言，实在无法断言。严先生从中读出的结论是：“渔洋乃以部院大老暨诗界一代宗师在方文身后鞭尸，恶谥以‘打油、钉铰’，则无疑起诗坛净场作用。”窃以为这一结论不免深文周纳。检视其前后相关论述，支撑其结论的证据主要有四点：一是方文“晚学白乐天之说尤系臆断”，二是“所谓《四壬子图》事颇为可疑”，三是“有意将恭礼说成‘伛偻’，岂非故予侮慢”，四是王渔洋与方文仅有“一面之缘”。这四点实际上都不能成立。

　　“晚学白乐天”是王渔洋对方文诗的评价，严先生斥之为“臆断”的理由是纪映钟为方文《徐杭游草》所撰题词：“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虽然褒贬不同，对方文诗风的体认，却与王渔洋相去不远。施闰章为方文《西江游草》作序称：“尔止为诗，虽民谣里谚。涂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故其诗欵曲如话，真至浑融，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明诗综》引潘蜀藻语：“尔止诗陶冶性灵，流连物态，不屑章缝句绘，闲有率意之作，颇为学者口实，不知皆呕心刻腑而出之者也。”施、潘二人对方文诗风的评价，同样与王渔洋相近。因此，王渔洋对方文诗“晚学白乐天”的评价，并非“臆断”。至于“打油、钉铰”的贬抑，既是一时的戏谑之语，也是出于一贯的诗学立场。

　　《四壬子图》事，严先生以为“可疑”，并且指出：“方文诗中无请人绘此图之载述，若有则按历代诗人惯例如此风雅趣事必有自咏。”事实上，方文虽无自咏存世，其扬州友人却有题诗，可与《渔洋诗话》所述相参证。汪懋麟《题尔止四壬子图》诗，小序云：“尔止自云生壬子年，考渊明、少陵、香山皆然，平生又酷好三公诗，因绘玆图。”诗前六句云：“客从白门来，示我壬子图。壬子者为谁，晋唐三老夫。旁有嵞山氏，脱帽依坐隅。”（《百尺梧桐阁集》诗集卷三）孙枝蔚《题方尔止四壬子图》诗云：“性情已向卷中得，像貌兼求画里传。丹青无如戴苍好，位置不敢乱后先。列坐宛如师弟子，向往何妨为执鞭。世人尊杜或嗤白，嵞山大笑看青天。王杨卢骆皆千古，何况白诗近自然。”可见《四壬子图》事并非王渔洋捏造。汪懋麟、孙枝蔚题诗，在二人集中都编在康熙四年乙巳。王渔洋此年在扬州与汪懋麟等同登康山，又前往南京，与方文、丁胤同游牛首山。结合《渔洋诗话》所述与汪懋麟、孙枝蔚二人题诗，以及王渔洋行踪，《四壬子图》似由他从南京带回扬州，在一次宴集上，与汪、孙等座客各有题诗，并说出让“一座绝倒”的戏谑之语。可惜王渔洋题诗未能传世。因此，《四壬子图》事并无“可疑”之处，相反，事情的时与地大体可以确认。

　　王渔洋以“伛偻”一词形容《四壬子图》中方文的人物形象，严先生认为这是“故予侮慢”。然而，按其语义，“伛偻”并无“侮慢”之意。《后汉书》卷四十五李贤注曰“伛偻言恭敬从命也。《左氏传》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四壬子图》虽已失传，仅就图中方文形象而言，《渔洋诗话》所述与汪、孙二人题诗，实可相印证。汪懋麟诗“旁有嵞山氏，脱帽依坐隅”二句，与孙枝蔚诗“列坐宛如师弟子，向往何妨为执鞭”二句，都提及图中陶、杜、白三人与方文的坐位等级，并拟之为师弟子的关系。这与王渔洋“吃藤条”的戏谑，正相吻合。另外，孙枝蔚诗特意提及方文与白诗的联系，也可与前述“晚学白乐天”说相印证。因此，王渔洋“伛偻”一词只是如实描绘，并无“侮慢”之意。

　　从王渔洋与方文两家诗集看，二人之间并非仅有“一面之缘”。严先生引述方文《北游草》中顺治十五年所作《王贻上进士携其全集见示答此》一诗，作为二人“一面之缘”的证据，然而此诗只是二人订交的开始，此后二人交往颇多，具见两家诗集所收诗篇。方文《嵞山续集》收录康熙二年《扬州访王贻上司理并为其三十初度》《扬州九日同王贻上司理登蜀冈观音阁》，康熙四年《题王阮亭仪部像》《同王阮亭祠部游牛首山》等。王渔洋《渔洋诗集》收录康熙二年《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訏士盛珍示集平山堂醉歌送方黄二子赴青州谒周司农》，康熙四年《牛首同方尔止》《寻旧院遗址同方尔止》《雨中将往华山同尔止坐紫峰阁》等。可见康熙二年扬州和康熙四年南京，是二人交往最频繁的时间与地方。

　　王渔洋顺治十八年作《岁暮怀人绝句》组诗，怀思数十位师友，其中一首称：“方文抱瓮冶城西。”（《渔洋诗集》卷十二）康熙十一年作《年来钱牧斋吴梅村周栎园诸先生邹訏士陈伯玑方尔止王亦世董文友荣洞门诸同人相继徂谢栈道感怀怆然有赋》，悼念已故师友，亦提及方文。这说明王渔洋始终将方文视为值得怀念的师友。此外，王渔洋《感旧集》卷七选录方文诗四首。

　　王渔洋还多次在笔记诗话中记述方文言行，除严先生所举《古夫于亭杂录》《渔洋诗话》外，《池北偶谈》卷十五记述：“亡友桐城方尔止，潇洒有天趣，每见人诵诗者，辄为窜改，其人不乐，方亦不顾也。然退未尝不称其长而掩覆其短，予以此重之。”《居易录》卷四追述康熙四年与方文共游南京牛首、祖堂、栖霞诸山的往事。《分甘余话》卷一记录方文寄林古度诗等“佳句”。这些记述让人很难相信王渔洋会对平生师友之一的方文“身后鞭尸”。

　　以上论证表明，严先生提出的王渔洋侮慢方文的说法，并无可信的证据，而“新朝服”谳“老布衣”的观点也就缺乏支撑的案例。严先生将王渔洋等庙堂诗人与方文等遗民诗人之间的关系，设想为是非分明、界若鸿沟的对立局面，并带着先入为主的意见，解读相关材料，处处深文周纳，指摘王渔洋诗学和交游中的机心算计。事实上，清初的新贵与遗老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难以一概而论。王渔洋与方文虽然身份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交善。方文《嵞山续集》中收录两首康熙二年扬州所作七绝，以长题叙事：“广陵一贵家宴客，伶人呈剧目，首坐者点《万年欢》。予大呼曰：‘不可，岂有使家祖宗立于堂下而我辈坐观者乎？’主人重违客意，予即奋袖而起曰：‘吾宁先去，留此一线于天地间。’王贻上拊几曰：‘壮哉遗民也。’遂改他剧。”在出现冲突的社交场合，方文的遗民立场得到王渔洋的支持。方文作诗记载此事，自然是欣赏王渔洋的声援。这想必是两人交善的深层原因。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