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厉鹗是清代浙派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以学者之博雅、诗人之孤峭、词人之幽深闻名于世。厉鹗追慕宋文化，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均深受南宋文人周密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厉鹗的文献整理、诗词创作、笔记杂著乃至人生志趣之中，体现为一种全方位的师法与追摹。然而词学史在追溯浙西词派中兴时，往往强调厉鹗宗法姜夔、张炎，而对于周密这一更为直接、全面的借鉴对象，却着墨不多。实际上，厉鹗与周密之间存在着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取径周密”正是理解厉鹗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

　　厉鹗生长于杭州，他对这片曾是南宋故都的土地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他在《东城杂记自序》中写道：“小子生于是，居已三十余年，凡五迁，未尝离斯地。”这种不离故土的生命轨迹，使他对杭城风物都浸染着历史的想象。他以学者之眼、诗人之心凝视这片土地，寻常巷陌、市井烟火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而周密笔下的临安，恰与厉鹗眼前的风物相印证。正是这份根植于乡土的认同感，将厉鹗引向宋文化的探求，而周密正是他步入宋文化深处的引路人。

　　厉鹗早期代表作《南宋杂事诗》已广泛征引周密《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笔记。如“柳色青青食已寒，香车菜市客争看。红亭醋库桥东住，心似桃花一样酸”一首，注引《武林旧事》所载清明前三日妇女“泪妆素衣”春游之习俗。这些频繁的征引，足见他对南宋风物与史事的熟稔与兴味。查慎行称《南宋杂事诗》“于故都旧事可无舛漏之憾”，而于厉鹗而言，周密著述正是探求故都旧事的文献根基。

　　厉鹗编纂的宋诗研究重要文献《宋诗纪事》，对周密其人其诗也颇为着意。该书不仅选录周密诗歌，还在小传中详细介绍他的生平与著述，更举邓牧《蜡屐集序》所引“阮孚爱蜡屐”之典故，揭示周密以“蜡屐”名集所寓“忘心于诗”的诗学志趣。而厉鹗也醉心于诗，其不修威仪、仰天摇首、缓步吟咏的形象深入人心，被市民称为“诗魔”。另外，两人都诗词兼擅。钱锺书《宋诗选注》认为“南宋能诗的词家，除了姜夔，就数到周密”。而厉鹗凭借诗集《游仙百咏》《续游仙百咏》、词集《秋林琴雅》，在康乾之际即已崭露头角，雍乾时期更是成为浙派领袖。周密与厉鹗皆实现了“词人之诗”与“诗人之词”的双向贯通，各具面目而自成一家。

　　厉鹗与周密在词学领域的异代交集，较之诗歌更为直接而深刻。周密是创作与批评兼擅的词家，其编选的《绝妙好词》专门选录南宋词作，兼收词坛名家与江湖词人，构筑起南宋词坛的完整图景。厉鹗对此词选推崇备至，在《绝妙好词笺序》中直言：“宋人选本朝词，如曾端伯《乐府雅词》、黄叔旸《花庵词选》皆让其精辟，盖词家之准的也。”这种推崇，既源于《绝妙好词》保存一代文献的价值，更在于两人对雅词审美取向的深度契合。

　　厉鹗对《绝妙好词》的校笺用力尤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藉好友吴允嘉、符曾之力得见全帙，抄录成册，随即着手笺注；雍正三年（1725年），又与徐逢吉、赵昱等校勘项絪刻本；至乾隆年间与査为仁合作完成《绝妙好词笺》，终成该选最权威的笺注本。这一持续数十年的校笺工作，充分体现了他对周密词学事业的认同与接续。笺注过程中，厉鹗将咏物词集《乐府补题》附注于周密《水龙吟·白荷》词下，并在笺注中揭示其咏物寄托之深微。这一做法，既可见厉鹗对周密词作的深刻理解，也透露出他的学术判断：周密不仅是《绝妙好词》的编纂者，更是南宋后期词坛群体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厉鹗以笺注为媒介，将周密在词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

　　厉鹗对《绝妙好词》的推重，还体现在另一部词选的品评中。他在《元草堂诗余》跋语中写道：“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三卷……采撷精妙，无一语凡近，弁阳老人《绝妙好词》而外，渺焉寡匹。余于此二种，心所爱玩，无时离手。”厉鹗将两部词选并举，推为词选之双璧，极为珍视，这既推动了《元草堂诗余》的传播与接受，也再度印证了他与周密在词学审美上的高度一致。

　　在词的创作上，厉鹗同样以周密为宗。其《秋林琴雅》《樊榭山房词》幽深窈渺，正是南宋雅词一脉的余响。他常追和周词，如《大圣乐·东园饯春追和草窗韵》，又追和《乐府补题》诸作，仿佛与周密置身于同一场域，展开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雍正丁未（1727年），厉鹗游览吴兴爱山台，作《一萼红》，词序中自言“如遇白石、草窗诸名胜于五百载上”，闲游之际亦不忘追慕前贤的行踪。这种创作上的倾心，在友朋与批评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印证：陈撰、吴允嘉等人在《秋林琴雅》题辞中赞许其词可与草窗争雄；瓮熺刊刻《秋林琴雅》，取意于周密堂名“志雅”；而陈廷焯《云韶集》评厉鹗《玉漏迟》“情词之妙，独有千古，似周草窗”。创作上的追摹、时人的期许以及词学家的评价，共同指向厉鹗对周密清晰而自觉的取径。

　　厉鹗与周密的异代相契，还远不止于词学。在笔记撰述与文化记忆的保存上，厉鹗也追随周密的脚步。周密以《武林旧事》《齐东野语》《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等笔记闻名，致力于载录朝野遗事、保存一代文献。他对杭州的深切眷恋，对宋文化的神往，贯穿于著作的字里行间。如《武林旧事》以细腻的笔触追忆南宋都城杭州的岁时风物、宫廷礼仪、市井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厉鹗同样倾力于钩沉历史、保存乡邦文献。其《东城杂记》专记杭城古迹与人物，多钩沉南宋诗文史事，其体例与对故都的情感，皆承《武林旧事》而来。他还在《辽史拾遗》《增修云林寺志》《湖船录》等著作中屡屡征引周密笔记，足见其对周密文献价值的高度认可。这种以笔记存史的学术取向，同样延续到了艺术史领域。厉鹗撰有《南宋院画录》，专录南宋画院画家的生平与作品，序中自言“予家古杭，第乐稽诸人名迹”，显然超越了纯粹的艺术史兴趣，而是寄托着对乡邦文化精英的追慕与致敬。周密《云烟过眼录》著录历代书画名迹，为书画鉴藏之重要先导。《南宋院画录》多次引及周密记载，体例也沿袭自周书。可以说，周密之著述，恰为厉鹗提供了取法对象。

　　厉鹗与周密在个人志趣与人生道路选择方面，亦呈现出深刻的相似性。周密隐居杭州，参与西湖吟社、越中词社等雅集，与王沂孙、张炎、仇远等词人往来唱和，共同维系着南宋后期词坛的繁荣，“如果没有周密的词体创作，那么宋元之际的词坛成就便会黯淡许多”（赵惠俊《周密词集校笺》）。厉鹗在康乾时期的江南文坛同样扮演着核心角色，他客居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及杭世骏、徐逢吉等名流切磋诗艺；又北游天津，参与查氏水西庄雅集，与查为仁等人过从甚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雅集群体的核心成员大多对宋文化抱有浓厚兴趣，这使得厉鹗所处的文化圈，与周密当年在杭州所凝聚的文人群体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两人都维系着一个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化网络。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二人更是声气相通。周密隐居不仕，以著述寄托对家国的眷恋。厉鹗科举屡挫后绝意仕进，多次拒绝朝廷征召，甘于孤寂的著述生涯。这种“不谐于俗”的性情，使厉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周密，进而将其视为学术与创作的典范。

　　总之，从文献征引到诗词创作，从词学建构到选本笺注，从乡邦情怀到笔记撰述，从文化守护到人生志趣，厉鹗对周密的认同与追摹是全方位的。他不是简单的模仿者，而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自觉地选择周密作为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取法门径。这种“取径”，不仅塑造了他个人的学术品格与艺术风貌，也为我们理解清代浙派文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准的切入口。厘清这一脉络，有助于修补词学史对厉鹗取径姜张的片面强调，凸显其学术与创作中更为直接、更为核心的师法对象。厉鹗与周密跨越数百年的对话，是清代学术与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独特景观，它展现了文化传承的多样形态，也为我们理解文人精神的延续性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