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作者：周 奇（《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

　　边政报刊是以近代边疆治理、国防安全、边疆开发与边政学研究为核心内容，由政府机构、学术社团或民间人士创办的报纸与期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边疆安全成为关系国家存亡的核心议题。在当时，一般性的综合媒介（如《申报》《大公报》等）对这一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专门化的媒介形态。在这一语境下，边政报刊的集中涌现是多重因素聚合的历史结果。其中，具有影响力学者的身体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顾颉刚有感于边疆史地知识的匮乏与帝国主义分裂宣传的泛滥，于1938年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其明确宣示办刊宗旨在于“使国人认识边疆之实况及危急，作奋发之准备”，并承接《禹贡》半月刊的学术脉络，迅速成为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与舆论动员的重要阵地。

　　传统观点认为，边疆虽具有不可化约的地理实体性，但其进入现代国家认知与治理体系的形态，实则是经由媒介实践被持续生产与再生产的“知识空间”。就此意义而言，边疆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建构首先受制于媒介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包括印刷技术、纸张来源、定价策略与邮政发行网络。这些物质条件不仅支撑了边疆知识的传播，更划定了其地理边界与受众范围。

　　战时纸张匮乏与印刷困难，直接影响了边疆知识的传播形态。例如，迁往西南的学术期刊往往因日军轰炸与物资短缺而无法定期出版。邮政网络的通达程度决定了边疆观念与知识的实际传播范围。《蒙藏周报》《蒙藏月报》等受限于当时西北、西南崎岖的交通与脆弱的邮政系统，其发行往往只能到达省会或重要驿站，难以深入基层。这种由物质条件决定的流通局限，预先形塑了边疆知识接收的“阶层化”结构。报刊主要被地方军政长官与地方土司以及知识阶层获取，而普通民众难以触及。同时，媒介出版周期的限制，压缩了长篇学术论证的空间，加速了观点的凝练。随后，当这些原生于地方性学术副刊的论断，经由电传、重排等物理位移被全国性转载时，文本原有的具体学术语境被剥离，学术话语被提取为政治结论，从而完成了从学术讨论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跃升。

　　边疆观念与国家认同深受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影响。为应对帝国主义分裂宣传、强化边疆民众国家认同，边政报刊搭建了各民族间的互动资讯平台。这些报刊内容不仅要宣传治边政策，更要抵制外来干涉。这一时期，制度约束同样体现在作者群体的身份构成与审查机制上。例如《边事研究》作为政府主导的刊物，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统摄边疆叙述，其作者多为党政要员，这决定了其话语的“自上而下”属性。正是在物质与制度双重影响之下，边政报刊展开了其系统性的治理知识生产。

　　边政报刊的知识生产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图景。在北部与西北边疆，政府机关刊物系统颁行与解释主管范围内的法规，为加强边疆治理提供法定依据。在西南边疆，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主办的《边政》月刊，大量刊载实地调查成果。在云南，地方政府主导的报刊则大量登载学者亲赴边疆地区考察所得的资料，重点介绍云南边民及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填补了内地对西南边地认知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边政报刊主动参与并深刻重构了社会对于“边疆”的根本观念。边疆在话语中从传统的“边地”或“化外之地”，被重新定位为至关重要的“国防前沿”与“亚欧大陆枢纽”。

　　这一时期，边疆在整体国家叙事中经历了一个话语重构过程，边疆与内地的“中心—边缘”关系被重新定义，边疆不再是国家的附属，而是维系国家生存的主体性空间。例如，一些刊物在面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时，通过大量史地考证文章，论证满蒙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从法理与历史上消解帝国主义的分裂话语。在此全新的边疆观念基础上，边政报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国家认同强化工作。边政报刊着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通过梳理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发、保卫边疆的壮丽史诗，强调巩固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边政报刊坚定不移地强化国家统一观念，反复申明国家领土的完整与神圣不可分割；边政报刊努力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刊登大量充满救国情怀的文章，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情感纽带。

　　边政报刊关于边疆观念的生产传播最终指向国家认同的强化。对此，边政报刊并非仅靠抽象的政治说教，而是通过一套精妙的“媒介化”表征技术，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日常体验。语言隔阂是认同建构的深层壁垒。为打破这一壁垒，边政报刊采取了极具实践性的媒介策略。针对川边汉藏交流，《边政》月刊特意收录《汉藏日用语合璧》，将天文、地理、亲族、饮食等词汇分门别类，将藏文与译文、译音一一对应。而在内蒙古地区，《蒙藏月报》则兼顾汉蒙双语出版，大量介绍蒙古族风俗文化，在双向的文化沟通中夯实认同的心理基础（彭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下〈蒙藏月报〉的办报实践及其时代价值》，《新闻春秋》2026年第1期）。地图插图、文学化的景观描述以及特定的版面设计等视觉符号，也构成了媒介化的重要维度。地图通过精确的可视化呈现，清晰界定了国家的边疆疆域；文本叙述通过作者主观化的空间体验与情感表达，在读者心中重塑了关于边疆的空间想象；各类视觉符号则以象征化的手法表达空间归属与国家认同，从而建构起一套关于边疆的空间标识系统。通过这一系列媒介化的空间重构策略，边疆在民众的认知中逐渐从边缘地带，转变为一个与国家主体同呼吸共命运的疆域。

　　边政报刊对民族意识和国族认同的建构，并非诉诸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动员与身份赋权得以实现。以《边政公论》等为代表的边政学阵地，明确提出要团结各民族为“大中华民族”，汇聚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实现了学术研究与认同建构的深度融合。同时，通过呈现各民族共同御侮的历史叙事，建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例如，1936年国民大会筹备期间，《蒙藏月报》特意刊发《蒙藏人民应积极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一文，指出蒙藏人民应“热心拥护，积极参加”。此类文章通过突出边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与公民义务，有效强化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国民意识与国家归属感。

　　边政报刊是近代中国深重危机语境下，以专门化媒介建构回应边疆治理与国族认同需求的历史产物。它既是国家危机的回应者，也是边疆治理的参与者；既是民族认同的建构者，也是现代学术知识的生产者。边政报刊将抽象的、变化的边疆治理经验，成功转化为标准化、可分类、可供认知的边疆话语体系。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中华民族的边疆观念，更在地方社会的阅读、转译与交融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