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廷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中轴线”是近代以来形成的重要学术概念，用于描述建筑和城市设计中追求中轴对称的空间组织形式。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历史，从先秦至明清，中轴线营造实践源远流长。与西方城市中轴线不同的是，中国都城中轴线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营造传统，这一点在202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轴线控制”和“居中意识”

　　虽然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尚未出现“中轴线”这个表述，但在城市空间组织上已然具有明显的特征——强烈的“轴线控制”倾向和“居中意识”。

　　在轴线控制上，中国古代城市的营建往往通过“山川定位”来确定轴线，也就是通过确定标志性的自然地物、调整人造物与自然地物的关系来布局城市。这种方法可用天文现象来类比——天体以北极、天轴为枢纽，昼夜更替，寒来暑往，《周易》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到地上就形成了“地中”“中轴”等选址追求。从地理上看，传统的人居有“坐北朝南”等理想追求，“坐、落、朝、向、直、表、对”等规划营建术语，说明城市空间选址和布局锚固于山川之间，体现出“山—水—城”的整体考量。秦国都城咸阳就有明显的中轴线，《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阙就是咸阳宫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史记·商君列传》还记载“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说明秦咸阳轴线汲取了鲁国与卫国都城的经验，今曲阜鲁国故城仍然可以追寻到城市中轴线的遗痕。

　　在居中意识上，古人营城具有明显的“居中”择址布局追求，“中”的确定与古代空间观念息息相关。先秦时代，时人观念中的“天下”尺度较小，文献上看是“方三千里”，都城居于天下之中，宫城居于王城之中，宗庙居于宫城之中，呈现“九宫”格局或“九州”之势。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空间尺度与居中格局：“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礼记·王制第五》描绘了由“山川界域”确定的九州格局：“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战国以降，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天下”的空间尺度从原来“方三千里”即9个“方千里”，变成了“方万里”即100个“方千里”，这是空间尺度的大跃迁。《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城邑、人口与田地之盛况：“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在“天下”的空间尺度跃迁到“方万里”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广域空间的有效统治？显然，先前简单的向心结构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事实上，中国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以都城统率的国家都邑秩序或体系，历经两千余年不断发展优化，城市体系与行政体系高度吻合、与交通网络相辅相成、与大国山河相得益彰，共同在广域国土空间控制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枢纽作用，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空间骨架。不同等级的都邑具有不同规模的统治范围，其中，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规划是国家政治理念的反映，京畿地带和都城系统之营造是国家都邑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

　　从功能上看，都城乃天子之居，但是其从来不局限于指称帝王所生活的朝寝。究其实质，都城是国家治理的中心，综合体现了“天下—王官—生民”的深层关系。《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汉书·成帝纪》记载，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诏书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治理逻辑外化为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都城的中轴线由此浮现。为了满足“天下”尺度扩张以及都城功能提升的新要求，在都城布局中，原来居中的庙这个“点”便演进为居中的“轴”或“线”，“中轴线”统率着都城空间，功能更为复杂，形态更为丰富。

　　中国都城中轴线的五个传统

　　都城空间涵摄“天—地—人”，中轴线作为都城脊梁，关系“天—地—王—官—民”，以中轴线为基准的人居空间营建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思想与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传统。

　　一是建中立极，亦即象天设宫。在都邑规划营建中，常见的“象天法地”规划方法使都邑营建“上映群星，下合山川”。以天极对应地中、天之正朔对应地之正位，以宫城比拟天上紫微垣，以主要宫殿比拟北辰（也作泰极、太极、北极等），作为中轴线的端点或核心。秦咸阳有“横桥南渡”与“阿房渡渭”两种象天模式，西汉长安称“斗城”，唐长安中轴线北端有“太极宫”，今日北京有紫禁城，都是古代“象天建都”的典型案例。

　　二是南郊祀天。古代认为，皇权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祭祀天帝是皇帝（天子）特权，在都城南郊设坛祭祀，皇帝即位与每年冬至都到南郊行祭天之礼，这是古代“国之大者”。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张谭奏请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徙置长安，以合古帝王“祭天於南郊”“瘞地於北郊”的旧制，避免远途祭祀的靡费；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京城南郊之制定型；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厘定郊祀制度，将郊坛的位置定在洛阳以南七里处，形成城市礼制轴线；汉魏之际，郑玄与王肃“郊丘之争”影响着郊祀礼仪的空间布局，唐《开元礼》颁布后争论基本终结。今日北京天坛公园内的圜丘，就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南郊祀天”传统的实物例证和集大成者。

　　三是居中对称。利用轴线控制城市与建筑群的形态是历史悠久的营建传统，规划意图明确、建筑群落因之左右对称的城市中轴线在东汉末年曹操营建的邺城已经出现。曹魏帝都洛阳城已有居中轴线；北魏洛阳城形成了都城尺度的南北中轴线，且在外郭城的营建中，东西郭墙到中轴线的距离大致相等的规划，强化了中轴线的中心地位与空间控制作用。此后的隋大兴—唐长安、北宋东京汴梁，以至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贯彻“居中对称”的都城空间布局思路。

　　四是黎民繁会。中轴线不仅是礼制与权力的体现，也是百姓活动的重要承载空间，这一趋势早在隋大兴城与北宋东京城就出现了。隋大兴城布局严整，南北轴线贯穿全城，结合自北而南的六坡地形，取法《周易》乾卦六爻之象，在皇城正南门朱雀门到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之间的“九五贵位”（第五道高坡），布置大兴善寺与玄都观两组宗教建筑分居中轴线东西两侧。这里也是南部郭城的中心，是当时士庶钟爱的游赏场所。北宋东京汴梁中轴线上的市民活动更加丰富，从州桥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的夜市之中，仅直接见诸记载的小吃就多达五十余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记载，夜市营业至三更。元大都中轴线“面朝后市”，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与海子地区是运河终点的大码头与热闹的商业区。明清大明（清）门外棋盘街和前门大街百姓生活气息浓厚，形成百业杂处的城市商业中心。

　　五是天地之和。中轴线规划常常通过空间布局体现“天地之和”的哲学意蕴，在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的中轴线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元明清中轴线皆南北“十里”长（三朝的尺长不同），都能以关键地标为界、分为3∶2的南北两段。究其原理，乃取《易》卦“参天两地”立数之义。元明清中轴线以关键地物为分界点，以南六里为天、北四里为地，将“参天两地”的哲学观念定量化、空间化，将“天地之和”的哲理置入都城中轴线空间之中。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中轴线演进的集大成者

　　总体看来，上述中国都城中轴线的五个传统起源时间不一，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中立极”“南郊祀天”“居中对称”“黎民繁会”等传统的形成时期，可谓中国都城营建的“长安—洛阳”时代。“天地之和”传统在北京中轴线“参天两地”布局中得到发展，开启了中国都城营建的“北京时代”。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中轴线演进之集大成者，具有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底蕴。北京中轴线奠基于元大都，形成于明北京，延续至今。元大都中轴线北起齐政楼，南过万宁桥、皇城、宫城，出都城南门丽正门，南端为位于今正阳门南的一棵大树。北端“齐政楼”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蕴含国家治理的深义；南端大树被刘秉忠用来确定大内朝向，忽必烈敕封为“独树将军”。明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继承元大都中轴线走向与主体结构，北起鼓楼（元齐政楼），南过皇城、万岁山（今景山）、宫城，出都城南门正阳门，至天桥北一带（今珠市口南）。明嘉靖年间修建北京外城、扩建山川坛和天坛，中轴线分别向南、北延展，南至外城正南门永定门，北至都城北墙，贯穿全城。清代延续了明代城市中轴线格局，只进行了局部改造。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天安门广场等。

　　2024年7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包含15个遗产构成要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营建传统。例如，故宫建筑群是“建中立极”治理观念的实物例证；天坛与先农坛是“南郊祀天”传统的集大成者；太庙、社稷坛贯彻“左祖右社”的规划思想，体现了“居中对称”的营建观念；万宁桥见证了元代大运河码头的百业兴盛，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则是“黎民繁会”历史传统在当代的具象呈现；景山（元大内延春阁故址）、钟鼓楼、永定门等关键地物是从数理与空间层次体现“天地之和”哲学意蕴的关键节点。未来，我们需要从中华文明标识的高度，加强北京中轴线遗产的内涵阐释和分类展示。

　　从更大范围来看，中轴线是都城空间的脊梁与骨架，其影响内化到习俗和日常生活世界，渗透到整个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空间。梁思成先生评价北京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称赞北京中轴线“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吴良镛先生认为北京老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中轴线是都城规划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前辈学人的判断对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北京城的历史价值、推进整体保护利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