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人类文明长河浩荡，巨流汤汤，各成其势，各造其极。尼罗河畔，古埃及人筑起金字塔、敬奉神明，留下恢宏神殿与不朽艺术；两河之间，古巴比伦人创立法典、创制楔形文字，成就上古法治与天文高峰；印度河流域，哈拉帕人兴建城邦、开通商贸，孕育独具一格的原生文明。然星辉虽耀，终有黯淡时。巴比伦楔形文字湮没于泥沙，古埃及神殿成为供后世游人凭吊的遗迹，印度河古文明断裂于族群迁徙与信仰更迭。环顾四海，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王朝嬗替、战火离乱、山河变迁，而始终薪传火续、弦诵不绝，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坠，我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嵌入历史深处的密码：横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存在一条无形而生生不息的文明走廊——黄河—长江文明走廊。它并非固定的地理疆界，也非单一的驿路官道，而是数千年来持续交融、双向塑造、循环赋能的动态文化场域。自上古礼乐雏形初现，迄于家国同构的文明范式成熟，这条无形走廊始终默默运转。王朝兴替如潮涨落，疆域伸缩似月盈虚，战火与升平交替往复，而文明的精神内核、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在两大流域的双向滋养中，始终完整存续，未曾褪色。

盘龙城出土带鋬弧形器

长江流域盘龙城遗址 资料图片

　　山河为脉：

　　文明走廊的空间格局

　　黄河—长江文明走廊，无人工规划的轨迹，无官方划定的界标，它是数千年来无数先民以脚力开拓、以烟火积淀而成的文明通途。渔猎之民逐水草而居，开垦河谷沃壤；农耕百姓跨地域迁徙，南北引种试耕；工匠游走四方，流转技艺；商贾穿梭渡口，互通有无；文人士子负笈游学，传道授业，接续文脉。万千平凡人物的生生不息，织就一张贯通南北、连接古今的立体文明网络。

　　真正的文明走廊，是由江河支流、山间驿道、河谷阡陌、平原路网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秦岭横亘中土，分隔南北气候；大别山绵延起伏，勾勒江淮大势；汉水蜿蜒，串联两河腹地；淮河流淌，衔接中原与江南。南阳盆地、随枣走廊等，构成南北往来的关键节点。黄河流域是北方文明的主干，长江流域是南方文明的主干，无数溪流古道如毛细血管，贯穿两大流域土地，使文明要素得以全域流动，循环赋能，生生不息。

　　黄河与长江格局独立而物产互补，文明同源而各有擅场，构筑起南北联动、互为支撑、彼此赋能的和谐体系。北方乱世则南迁续脉，南方衰败则北地复兴，一极若倾，一极即起，赋予华夏文明以超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再生能力。

　　三次大规模“衣冠南渡”，正是此种机制最为鲜活的印证。西晋永嘉之乱，匈奴铁骑破两京，中原板荡，战火连天。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携宗族、典籍、礼器、百工技艺，率百姓渡江南下，于建康重建华夏正统。此非寻常逃难，实乃文明精华的转移。南迁族群所携者，不仅是典册文献、礼乐法物、手工业技艺，更是家国同构、仁义礼智的文明内核，遂得以延续华夏正朔。唐代安史之乱击碎盛世繁华，北方战火蔓延，大批文人、工匠、商贾沿运河与陆路南迁，将中原制度、文艺、农耕技术全面带入江南。此次南迁，彻底改写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江南由此一跃而为华夏新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为此后文明存续筑下深厚根基。北宋靖康之变，汴京沦陷，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北方理学、科举、书画、工艺尽数南迁，中原文明的精髓在江南落地生根，迭代新生。南宋虽偏安一隅，而文化之光反较前代更为灿烂，此乃文明走廊千年涵养的结果。

　　三次南迁之所以能实现文明接续，主要在于文明走廊早已完成数千年的文化同源积淀。南北之间礼制互通、文字同源、技艺共生。北方南迁，是文脉接续而非文明移植。这种同源共生的格局，使每一次乱世迁徙皆成为文明的重塑与新生，而非断裂与消亡。南北赋能始终双向互补，每逢江南遭遇割据战乱、天灾歉收，黄河中原腹地便成为南方文明的退守根基与复兴依托。黄河—长江文明走廊如贯通山河的血脉，维系两大文明永久连通，使中华文明历经风雨而始终有退路、有根基、有生机，有跨越千年的底气。

　　器以载道：

　　物质技术的南北互通

　　一切文明皆奠基于物质生产之上。黄河与长江流域因气候、水土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体系与物产结构，而文明走廊的首要功能，正是使这些物质要素得以大规模流通、互补与升级，为文明共同体奠定坚实根基。

　　农业乃文明命脉。长江流域先民早在万年前即驯化野生水稻，发展出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则以粟黍为主，后引种源自西亚的小麦，形成旱作粟麦农耕体系。二者并非固守一隅，而是经走廊持续互通。北方耐旱的粟麦品种南传，经驯化改良适应江南水土；南方水稻栽培技术北上，使中原地区逐步掌握水稻种植。唐宋以后，“苏湖熟，天下足”与“中原粮仓”南北呼应，正是数千年农业技术互渗的结果。稻麦并食、五谷杂陈的饮食格局，由此奠定，至今仍滋养着亿万生灵。

　　玉器乃华夏文明最具标识性的物质载体之一。良渚文明掌握高难度的琢玉工艺，其玉琮、玉璧、玉钺形制规整、纹饰精微，神人兽面纹承载着上古最高权力与终极信仰，代表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准。这套玉礼体系经走廊持续北上，在中原二里头遗址中，赫然可见形似良渚的玉琮、玉璧等贵族权力标识。中原先民对南方玉礼的主动认同与吸纳，填补了上古中原礼制物质载体的空白，“以玉比德、以玉载礼”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

　　瓷器的演进，尤可见南北技术长期互鉴的轨迹。东汉时期，南方越窑成功烧制成熟青瓷，温润青釉树立起陶瓷“类玉”的审美传统；北方北朝出现早期白瓷雏形，这一白瓷工艺在隋唐持续发展，以邢窑白瓷为代表走向鼎盛，最终在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陶瓷生产格局。二者并非各守疆界，而是经走廊频繁交流，窑炉结构、釉料配方、装烧方法在数百年间持续互渗。至宋代，南方龙泉青瓷的梅子青、粉青，与北方汝窑的天青、钧窑的窑变，已无法以“南青北白”简单概括，而是南北技术融合后的美学升华。“千峰翠色、雨过天青”的瓷艺境界，正是走廊千年涵养的物质结晶。

　　物质技术的南北互通，使两大流域在经济命脉上相互依存，北方离不开南方的粮食、铜矿、丝绸、茶叶，南方亦离不开北方的金属、畜牧、手工技艺，由此奠定文明共同体的坚实物质基础。

　　制度同构：

　　礼法文字的深层统一

　　物质技术奠定生存之基，而制度礼法则构建秩序之纲。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凝聚广土众民，不在于武力征服的暂时统一，而在于礼法制度的深层认同。这种认同的形成，同样始于黄河—长江文明走廊的南北互鉴，并最终形成“文化大一统”先于“政治大一统”的独特格局。

　　礼制乃华夏文明的典型标识。中原青铜礼制器用体系，沿走廊南传赣鄱、巴蜀、吴越、荆楚。南方族群接纳之后，迅速与本土信仰融合，开启本土化创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中原式鼎、鬲、甗与地方独创的伏鸟双尾虎、双面神人像同出，前者承袭中原规范，后者在铸造技法上取法中原，在精神取向上却注入南方巫鬼色彩，褪去庄重规整，呈现出南北礼制异质同构、共生的独特图景。这种形制有异而内核相通的礼制格局，使华夏礼乐文明既有统一的精神取向，又包容多元的地方表达。三星堆文明更将这种融合推向极致，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技术谱系可溯至中原，而精神气象则纯然为古蜀先民的宇宙想象，技术与信仰由此达成空前的张力与统一。

　　文字的统一与分化，更是制度认同的深层基础。甲骨文、金文在黄河流域成熟定型，构筑华夏文字谱系。然南方先民并非被动接受中原文字，而是在统一体系内创新迭代，楚地鸟虫书以篆书为基底，融鸟虫纹饰于笔画，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可视为南北审美融合的文字见证。春秋战国之际，南北文字虽有形体之异、方言之别，然偏旁体系、表意逻辑完全同源。文字同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千里同文、南北同心的精神格局。秦代“书同文”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千年文字交融成果的制度确认与强力推行。

　　治理理念的南北互补，尤为深远。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以来即形成以宗法血缘为纽带、以礼乐教化为手段的家国同构秩序，强调等级、责任与伦理。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则更多保留巫祝传统，崇尚天人感应、自然流转，对宇宙、生命、鬼神抱有浓厚的探索热情。两种理念不是冲突对立，而是经走廊持续对话。中原“敬天法祖”的政治伦理南传，赋予南方族群以国家认同的框架；南方“天人合一”的哲学直觉北润，为中原思想注入灵动之气。至轴心时代，北方儒学以“仁”“礼”构建社会秩序，南方道学以“道”“自然”追问宇宙本源，儒道互补的格局由此成形，成为此后两千年华夏思想的双翼。

　　制度礼法的南北互鉴，使华夏文明在政治秩序与精神认同上达成深层统一。正因礼制同源、文字同根、理念互补，纵然政治分裂数百年，统一的文化共识始终不坠。政治大一统，正是在这千年文化统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并持久延续；而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的长期分裂，始终无法消解全民统一的共识，分裂只是历史插曲，统一方为文明常态和人心所向。

　　文心艺韵：

　　审美精神的交相浸润

　　如果说制度礼法构建了文明的骨架，那么文化艺术则赋予了文明的魂魄。华夏文明之所以气象恢宏、韵味悠长，在于南北两种审美、两种气质、两种思维经由黄河—长江文明走廊持续交融，激荡出无限的创造活力。这种精神层面的交融，集中体现于文学、书法、音乐、思想各大领域，并最终沉淀为民族性格的双重底色。

　　文学为精神交融的第一华章。华夏文学自源头即呈双源并流之势：《诗经》承载北方质朴务实的人文底色，“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情感真挚而表达节制；《楚辞》凝聚南方浪漫空灵的精神气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想象瑰丽而情怀炽烈。二者并非隔绝，而是经由走廊互通互融。《诗经·周南》《诗经·召南》根植长江、汉水流域，收录南方田园民俗与婚恋歌谣，西周采诗官南北采风，将南方吟唱纳入中原正统经典。《楚辞》虽初为南方地域文学，却依托文明走廊迅速传播至北方。淮南王刘安最早系统解说《离骚》，司马迁《史记》为屈原立传，北方文人持续注解传承，使南方浪漫文风浸润中原文坛。自此，“风”的质朴与“骚”的瑰丽互为补充，刚柔相济、情理兼备，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

　　书法为气质交融的独特表达。北方山河雄浑凛冽，孕育出刚劲厚重的北碑书法。《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笔画方整，骨力遒劲，如刀劈斧凿，承载中原礼乐的庄重与北方族群的雄浑气度。南方山水温润灵秀，滋养出飘逸雅致的南帖书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行书草书，圆润流转，章法灵动，尽显江南人文的清雅风流。南北书法风格迥异而根脉一体，共享汉字体系、笔墨技法与审美内核，皆追求形神兼备、骨肉匀称的艺术境界。隋唐大一统后，南北书法深度融合。欧阳询融北碑的刚健与南帖的秀逸，开创刚柔并济的欧体；颜真卿合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典雅，铸就端庄磅礴的颜体；后世赵孟頫更以南帖的笔法写北碑的结体，将融合推向新境。文明走廊的千年互通，成就了书法艺术兼容并蓄的博大格局。

　　音乐为礼乐交融的听觉见证。随州曾侯乙编钟出自楚地，音律精妙、音域宽广，代表南方上古音乐的超高水准，然墓葬同时出土中原制式礼磬与鼓乐，足证南方诸侯兼通南北礼乐、恪守统一礼制。中原宫廷礼乐以钟鼓为核心，庄重威仪；汉代以后，楚地瑟、竽、笙等柔性乐器全面纳入北方乐府体系，弥补了中原古乐刚硬有余、温婉不足的缺憾。华夏古乐从来不是一隅独奏，而是南北和鸣、九州共振。

　　思想学术则为此种交融的最深层面。孔孟儒学在北方鲁地生根，以礼乐教化构建社会秩序，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塑造了华夏政治伦理的骨架。老庄之道则在南方楚地沃土中生长，“道法自然”“逍遥游”之思，以宇宙、生命、自由为关切，滋养了华夏哲学的血肉。儒道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经走廊持续对话，儒家从道家汲取形而上学的宇宙视野，道家从儒家借鉴社会关怀的现实温度。至宋明之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地域各有偏重，实则皆在南北学术传统的相互浸润、彼此诘难中不断深化与嬗变。北学的笃实厚重与南学的空灵透脱，互补共生，成就了华夏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恢宏气象。

　　精神艺术的南北交融，最终熔铸为民族性格的双重底色。黄河文明赋予国人坚韧务实、守礼担当、愈挫愈勇的家国情怀；长江文明赋予国人包容灵动、守正创新、温润豁达的精神气质。历代迁徙、通婚、商贸、游学，早已使南北气质融于一体。刚柔并济、情理共生、生生不息，正是黄河—长江文明走廊双向塑造的民族禀赋。

　　八方辐辏：

　　走廊辐射与文明互融

　　黄河—长江文明走廊，在五千年岁月中串联起中华版图上的每一处文明火种。向北，它经渭河、汾河谷地与中原礼乐及西北青铜文明相接；向东，借淮河水系贯通海岱，使龙山文化与良渚玉器审美合流；向南，沿汉水、赣江深入长江中下游，将稻作智慧反向输送至黄河流域；向西南，经四川盆地与岷江、金沙江流域共振，再沿横断山脉沟谷，与西南夷乃至东南亚文明相呼应。东北方向，红山玉龙与辽河流域遗存构成“龙”观念最早的物质基础，草原鹿石艺术沿燕山南麓渗入中原礼制；西北方向，河西走廊彩陶与中亚冶金技术在黄河上游汇入通道，在齐家文化与二里头间留下传播痕迹；东南沿海印纹硬陶与贝丘遗址所代表的海洋文化，沿闽江、瓯江水系溯流北上，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碰撞融合；珠江流域几何印纹陶与牙璋等符号，经南岭隘口北上汇入中原青铜礼器系统。青藏高原东北麓卡约、诺木洪文化的高原畜牧基因，渗入岷江、白龙江流域。新疆天山南北绿洲文明，将冶金与驯马技术东传，玉料沿河西走廊进入黄河上游，再南下至良渚、三星堆；西方玻璃器、葡萄品种亦经此东传。西藏阿里象雄文明与雅砻河谷吐蕃先民文化，其铁器、粟作遗存与黄河上游卡约文化很可能存在技术关联，高原信仰与游牧智慧经横断山脉河谷渗入川滇，再沿长江支流上行至走廊核心。内蒙古高原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兽首刀、铃首剑沿黄河河套南下影响周人车马礼制；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牌饰经北长城输入中原，融入汉代云纹、四神纹体系。

　　正是这条无形文明走廊的辐射，打通从辽河到珠江、从河西走廊到东南沿海、从青藏高原东麓到天山南北、从西藏腹地到内蒙古高原的一切隔绝。每一种地域文化都在这里交融出独特基因，又带着馈赠回归故土。如此往复五千年，最终凝成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所有地域以走廊为轴心、以江河为经络，在循环赋能中共同完成文明的共创。

　　生生不息：

　　文明走廊的当代回响

　　回望五千年文明长河，地理格局筑牢存续的根基，制度统一夯实稳定的框架，而黄河—长江文明走廊，则是文明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它串联两大文明母体，消融地域隔阂，凝聚族群共识，使分裂归于统一，在磨难中孕育新生。

　　这种精神血脉至今流淌于日常饮食、非遗技艺、汉字书写、节庆民俗之中，让五千年文明走廊非但未曾尘封，反而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生长、焕发生机。

　　日常饮食之中，双河交融的密码俯拾即是。数千年来，稻麦南北互通，种植互渗，逐渐打破“南米北面”的粗略地域局限，形成兼容并蓄的中华饮食文明。馄饨、汤圆、月饼、粽子，诸般节令食俗，其馅料、做法、口味，南北各有千秋而精神贯通，每一缕人间烟火，皆是双河共生的鲜活见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文明走廊在当代的生动延续。宣纸、徽墨、湖笔、端砚、洮砚，文房四宝名品，产自南北不同地域，而在文人案头浑然一体，共同成就翰墨千秋。昆曲发源于江南水乡，婉转缠绵；秦腔诞生于黄土高坡，慷慨苍凉；京剧则以徽班进京、汉调北上为起点，融合南北声腔、兼容昆秦技艺，终成国粹。南北戏曲的同台共演、声腔互鉴，正是文明走廊在听觉空间的延续。宜兴紫砂与景德镇瓷器、南京云锦与苏杭宋锦，乃至南北各地的木版年画、剪纸、泥塑，其技法传播、图案互借、题材共享……文明走廊，至今仍在民间匠人指尖跳动。

　　传统民俗坚守不变的文明内核。春节的春联福字，延续汉字艺术与家国祈福的古老愿景；清明祭祖追思，传承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礼乐初心；中秋阖家团圆，践行家国同构、天下大同的华夏理念。器物形制随时代更迭，但根植于双河文明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岁岁年年，南北民俗在节日中彼此映照、相互补充，让文明之河始终奔涌不息。

　　黄河—长江文明走廊，不见于地图的标注，却显于笔墨诗文、器物烟火、民俗人心。它跨越山河，贯通古今，始终生长、流动、传承。在每一个普通人日常起居之间，在每一次节庆祭祀的烟火之中，在每一篇诗文吟诵的声韵之内，它绵延不息，守护着中华五千年不灭的文明薪火，奔向生生不息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