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孙来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已逾30年，学问探索始于1993年开始的高教生涯，摸索上道则是1996年读研究生之时。学问之路漫漫，注重与经典、现实、学界的三重对话，大体能够概括我的研究心得。

　　乐于阅读，从与经典对话中感受思想魅力。书籍是思想记录、文化传承的载体。喜好阅读，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将阅读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从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导师石云霞要求我们读原著、做笔记，并不时检查阅读情况。记得老师在一次谈话时突然问道：“‘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语出何篇呀？”当我忐忑报出篇名时，老师微微一笑：“看样子读过了！”在研究生阶段，我咬牙通读了《列宁全集》，对列宁的思想有了一个整体把握。后来我结合选题“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进行精读，挑选出相关篇章，标记重要段落，并做了电子版笔记，形成30多万字的论述摘编。这为完成选题打下了基础。后来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我也是这样做的。

　　石云霞老师经常引用前人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论述作训导，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器”“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当时我领悟不深。后来自己给学生讲解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时，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而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回忆起销铜与铸器之说，深感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销铜与铸器、研究与叙述是辩证互动的，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人文社科研究来说，阅读打基础，写作呈结果，而这一过程大致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过程。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让我深切地认识到，阅读经典的过程，是致敬经典、梳理思想的过程，也是对话经典、从中悟道的过程。学术界关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三种代表性提法。这三种提法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各有深意。我个人喜好“走近马克思”一说，因为这一提法既强调了读懂马克思思想、尊重马克思原意的重要性，也观照到时空穿越条件下学习马克思、对话马克思的特殊性，还包含着今人对“千年第一思想家”的尊敬感。

　　基于实践，在与现实对话中找准研究选题。博士毕业后，我师从颜鹏飞做博士后，聚焦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老师对我认真研读原著的做法给予鼓励，同时反复强调，原著研读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但不仅要读得进，还要出得来，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当时，我已经在武汉大学任教，在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思政课程时经常遇到学生提出的现实问题，感觉有点招架不住。颜鹏飞老师的指点、学生的提问，让我逐渐强化了研究的问题意识。

　　如何从看似平常的实践活动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敏锐发现问题、从复杂交织的诸多问题中精准锁定重大问题、从对重大问题的分析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题方向？我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观察到，发展问题是长期困扰人类的历史难题，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时代课题。从2000年前后开始，我一直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为了扩大知识面，我除了继续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认真研读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发展哲学等方面的著述，跨院系选修和旁听了多位资深专家的专业课程。有了问题意识、前辈指引、经年积累，我的研究得以不断前行。从2002年底博士后研究项目“‘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到2004年参加“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研究”重大课题，再到2013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问题研究”，又到2020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总体上都是围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从经典著作的中国意义，到中国问题的时代回答，再到中国答案的世界意义，一路走来，“中国”始终是我关注的重心，其中倾注着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特殊情感。

　　勇于交流，从与学界对话中领略开阔视野。学术因交流而进，思想因争鸣而清。我历来注重学术交流，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也时常参加学术争鸣，并从中受益。当时，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并引发不同看法。在这一设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上，针对一些观点质疑乃至商榷，我多次作过公开回应，并力求通过历史考察、文本考据、文献互证，用史实和文献说话。当时有学者认为，苏联学者、西方学者对所谓“跨越”设想并不像中国学者这样感兴趣，这说明这一设想只是某些中国学者的理论杜撰，而非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应该说，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尖锐的。根据搜集到的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资料，我特别强调，这一设想虽因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力而受到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但同样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国外学者关于这一设想的研究，是与其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外有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国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影响和推动的。当时我就告诫自己，学术争鸣应该心平气和，限于学术观点之争，避免人身攻击之论。事实表明，回应质疑的过程，是交流切磋的过程，也是进一步自我求证的过程。

　　再如，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际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在美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特尔·奥尔曼等人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是冰炭不相容的。奥尔曼还将当时西方学者的有关争论整理成书。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到纽约大学跟着奥尔曼访学一年。通过阅读文献、旁听课程、学术对话，我大致了解了西方学者的有关观点及其依据，也进一步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奥尔曼的观点在西方左翼学者中颇具影响，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释传统。我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同，但相互之间的交流开阔了我的视野、启发了新的思考，并让我确信：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超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解释、超越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超越性。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8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