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文学风景】

　　作者：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为了激励新大众文艺在文学领域取得实效，《北京文学》杂志今年开设“万众写作”栏目，旨在打破职业、身份区隔，征集、遴选、发表非专业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读目前已经刊发的这些作品，笔者先是感动万分，后又思绪万千，意识到新大众文艺是为当代文学“开源增流”的一项重要举措。

　　提供不一样的生活场景

马慧娟在工地打工间歇用手机写作。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文学艺术之所以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陌生化效果。作家要善于发现现实中被忽略的生活面向，发现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现实，发现新的生活主题、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同时也要善于把生活高度艺术化地组织起来，使之更凝练、更集中，成为现实的美学和思想明镜，让接受者在这面明镜中观察自己所处的现实，进而有所感悟、有所洞察、有所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作家不是深入生活寻找主题、人物和故事，而是沉溺于“人”的抽象理念向壁虚构，导致故事走向套路化、同质化。此外，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生活领域的新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作家即使深入生活现场，也难以把准精髓。这时，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本来就是生活的“剧中人”，长期沉浸在生活之中，不但对其理路如解牛的庖丁一样，了然于心，对个中滋味更是体味至深。他们用好自己的文学修养“我手写我心”，往往就能触摸到生活的真谛。

　　这在第1期杂志发表的散文《度量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里充满了各种皮货，包括皮包、皮鞋、皮衣、皮裤……大多数人只知道使用，却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更不知道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作者周一长期从事国际皮货贸易，在这篇散文中，他不但讲述了日常使用的皮货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卷”出来的，而且还通过对一批进口货物尺码短少的追索，让人看到贸易竞争中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令人大开眼界，甚至目瞪口呆。或许是觉得“剧透”得还不够过瘾，第3期杂志又推出周一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三极皮》，让读者看到进口一批合格的牛皮需要经历什么样的“扯皮”过程，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

　　另外，第3期马慧娟的短篇小说《改嫁》和第5期苑伟的散文《老张》，要么由于感同身受，要么由于零距离观察，在日常中看出不平常，在平淡中咀嚼出深味。《改嫁》讲述的是宁夏一位中年村妇芳芳的婚恋史，传达出边远农村地区人的情感珍贵。苑伟就是一位打工人，每日辛苦辗转，可他偏偏“东张西望”，把自己租房时遇到的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勾勒出来，对城市老龄化问题投以目光。

　　提供不一样的情感节律

　　当下的部分文学创作，有时情感太自我、太淡漠或者太稀薄了，难以引发共鸣，或者情感过于职业化和格式化。而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多是普通劳动者，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积攒了太多的苦辣酸辛，往往一落笔，就能说出流溢着人间真情的话语，写下烙印着生命真谛的文字。第5期杂志刊发的苏城组诗《汗水是我唯一的背景》，仅从题目就能感受到沉甸甸的情感：什么样的人以汗水为唯一的背景？汗水又如何成为唯一的背景？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心声？诗歌评论家谢冕读这组诗歌时禁不住泪目，“有了大大的伤感”。因为这些诗是汗水、泪水的文字表达，是年轻诗人打工生涯万千感受的集中抒发。我们愿意和谢冕先生一道，为他和他的同代人送上祝福。

　　同样是打工，李方毅写出了另一种心境。在第1期刊发的散文《找副业》中他回顾自己“找副业”的历程，不只是他一个人在找，父母、同学、同乡也在找。寻找让他感到痛苦，也让他越发坚忍。程远也是一位漂泊者，在第2期刊发的散文《柴胡》中说：“十七岁离开家乡就开始和各种痛苦斡旋。”这不但没有打败他，反而使他变得豁达、通透，让他以柴胡自比，“虽不显眼，却蕴藏着治愈的力量”。他通过与苦难长期斡旋获得的经验是，生命是一场艺术旅行，“除了对抗生活抛出的苦难，还要在被历史狙击的同时跟其他生灵一起和平生长，和大自然拥抱出绚烂的火花”。这是一个多么强劲的灵魂。

　　提供不一样的美学方式

王柳云在北京某大厦保洁工具间画画写作。资料图片

　　来源于劳动、生活和生命的新大众文艺写作，在美学上是外向的、质朴的，借用“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话说，就是“活着冲天一喊”。

　　苏城的诗歌，都是他生命的呐喊。他说“汗水是自己唯一的背景”，他的呼告有着现实的宽广性，也有着历史的纵深感。

　　第1期杂志上发表的王柳云组诗《快乐的狗尾草》是爱情的呼告。她一边在都市务工劳作，一边在深情寻找和期待。期待一场来自遥远的南方的雨，滋润埋葬着爱情的荒原；期待着风不要捣乱，让月亮在水缸里沐浴，与她一起谈谈“爱情这个濒危事物”；期待着抵达天涯，看到的不是风滚草，不是断肠人；期待着“每一条河水都在流淌”，既“从我流向你”，也“从你流向我”，而且你与我“在虚无的尽头汇聚”……在这执着的期待中，在这期待的行歌中，我突然意识到爱情是多么可贵，我们又有多久未曾为之歌唱了。

　　周立志的诗更是生命的壮歌。发表在第1期杂志的组诗中，我格外喜欢《虎耳草》。在作者铿锵的字词、劲健的诗行中，我看到虎耳草带着“与生俱来的山野气”在行动，先是爬上险峰，俘虏岩石，然后割开岩石，蹚出一条硬路……行动着，“虎耳草落在山野”，变成“胳膊上青筋鼓起的汉子”，他们“喊出的号子高过虎吼”，也将山体切开，蹚出一条硬路。在这豪迈的诗歌节律中，在这精准的意象转换中，我分明看到文学中的崇山峻岭再次在大地上巍然耸立、湖海河流再度浩荡流淌，看到文学中面目不太清晰的劳动者再次在劳动现场雄姿英发、虎啸龙吟……文学的豪迈之气回来了。

　　提供不一样的写作伦理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写作不是小事。文学之于人的现代价值，得到普及和倡扬，文学也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方式。后来，由于技术主义、专业主义的盛行，在一些人眼里文学不再神圣和严肃，不再是志业，而只是职业，就是“码字的”，甚至走向功利化，导致对文学的敬畏心不足，忘记了“为什么写作”这个根本性问题。新大众文艺兴起，对文学的敬畏感和珍重感又回来了。这些写作者并不以文为生，本可以不写的，但他们一直在写，即使在非常劳累的情况下，依然在写；即使发表、出版不了，依然在写；即使不为人所理解，依然在写。因为在他们那里，文学不是所谓的职业活动，而是庄严的生命活动，是生命意识、生命冲动在文字中小心翼翼地生长与璀璨绽放。

　　他们的写作表明，文学与人的生活、生命同气连枝，须臾不可分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为什么需要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从而让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心灵。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胡安焉的非虚构《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这种新的写作伦理开放的美丽花朵、结出的丰硕果实。而“万众写作”栏目里也能欣赏到花之美，也飘散着果之香。读《度量衡》，可以看到一位现代商贸人士的焦虑：我们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可为何几千年后的今天仍受困于尺寸盈缩？其中的深思既是切己的，又是利人的。读《柴胡》，不仅能感知作者的生活轨迹，感受他的情感频率，而且还能嗅到他心灵所散发出来的像柴胡一样微苦而又馨香的气息。在苏城的诗歌中，他的汗水、泪水，他的呼吸、喘息，他的苦恼、释怀，都如在眼前。读着这些文字，我感到自己就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同呼吸、劳作。

　　这种新的写作伦理表明，新大众文艺可以重新焕发文化生机、激发文艺活力。从这个角度看，新大众文艺正在为当代文学“开源增流”。尽管目前来说，“源”不甚远，“流”不甚长，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实现“源远流长”。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