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近现代儒学与经学研究所教授）

　　晚清西学东渐、民族危亡之际，传统经学陷入难以回应时代变局的困境。康有为以新解经学的尝试，试图冲破古经封闭僵化的束缚，推动传统经学对近代社会思想的调适与价值重塑，这一努力成了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跳出外部时代因素，我们有必要从经学阐释内在脉络出发，遵循经学革新以及阐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挖掘其经典重释背后的深层思想张力，揭示儒学实现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

　　经学新解的阐释新视角

　　对儒家元典的系统性诠释，根植于康有为经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以今文经学为学术根基，依托儒家经典文本、持续吸纳异质性知识，借“托古改制”打通中学与西学，成为儒学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转折。传统经学本就具备兼容吸纳外来思想、不断扩容儒家义理的内在传统，汉代儒生吸纳阴阳五行学说、宋明理学融摄佛道心性智慧，就是义理阐释主动吸收、接纳异质资源最典型的例证。面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怀揣救亡改制的时代关切，康有为跳出传承千年的传统注疏范式，挣脱固化守旧的经学权威桎梏，重构出一套契合近代社会变局的经学阐释体系。康有为对儒家元典的重释，将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与近代西学西理、佛学新知进行创造性对接，打开了经学研究的全新视角。

　　在文本范式上，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汉以来通行的古文六经多为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进而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义”（《孔子改制考》卷十一）作为其立论基础，从儒家元典的源头上重塑孔子的权威。在历史哲学建构上，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比附、嫁接西方社会进化思想，搭建本土化的制度变革理论。康有为注解“十世可知也”（《论语注》卷二）时，以“据乱”“升平”“太平”的递进序列，对应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大同的社会演进路径，为近代中国制度变革赋予了本土资源的经学依据。在义理上，康有为以近代自由、平等、民权观念重释孔门仁学，将“仁者爱人”的传统道德，拓展为“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孟子微》第一）的重要命题，旨在彰显人人自由、众生平等、天下大同的现代价值内涵，消弭了传统儒学与近代思想的隔阂。

　　立足于经学新解的治学路线与学术实践，康有为试图主动挣脱宋明理学义理框架和清代考据学的双重束缚。他以公羊今文学为核心理论基底，吸收西方民主制度、社会进化、近代国家学说等域外新知，借助有意识的主动阐释，搭建起传统儒学通往近代思想体系的理论桥梁。康有为的经学新解囿于时代条件的局限，使其解经路径与传统阐释形成明显分野，但这并非出于训诂考据的疏漏或学识不足，也没有消解儒家经典固有的文明底蕴和核心义理。康有为的目标清晰且自觉：一是破除“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保守思想权威桎梏；二是重塑孔子创制立法、倡导变革的圣人形象，赋予儒学救亡图存、推动社会改制的时代新命。

　　经学新解的双重思想张力

　　梳理康有为完整的经学体系不难发现，重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其内部存在两组互相支撑、辩证共生的思想张力。他既恪守传统经学的义理框架，同时积极主动吸纳西学新知以重塑儒学内涵。二者并非相互对立、非此即彼，反而共同化作推动儒学走出古典形态、逐步迈向现代思想体系的内生性力量。也正是这种融通中西的阐释实践，让康有为的经学革新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首先，古文经学权威解构与孔教道统重塑的对冲张力。若立足纯粹文献考据视角，“新学伪经”论断与传世史料多有出入，带有鲜明的阐释取舍色彩，但放在晚清思想变革的历史脉络里，康有为的论断从学理层面冲击了古文经学延续两千年的正统地位与保守逻辑，证明传统经典体系本身就有足够的释读空间，从经学根基层面扫清维新变法面临的理论阻碍，其思想解放意义不可忽视。康有为的经学重构并没有走向疑经废儒的极端道路，而是通过重释《礼记》等儒家核心典籍，于一破一立间完成经学范式的整体性置换。传统旧经学是维护君主专制秩序、以训诂考据为核心的考据之学，康有为建构的新经学是面向未来社会变革、承载制度革新使命的改制义理之学。

　　其次，传统仁学核心义理与近代西学观念的融合张力。康有为认为，“孔子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由是得出“盖尧、舜，民主之法”（《中庸注》）的结论。康有为大量引用近代西方观念重新塑造孔门仁学体系，把原始儒学“仁者爱人”的道德内核拓展为人类平等、天下大同的现代价值观念。康有为对经学的全新解读打通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思想阻隔。原始儒学理论体系本身没有近代民权、议会制度、社会进化等概念范畴，而康有为主动把西学理论与儒家经文相互嫁接，必然造成文本阐释层面的错位。但是这种阐释实践从根本上破解了晚清儒学面临的最大生存困境，即传统经学话语体系无法完整解释近代民主国家、现代社会制度等全新时代议题。这种阐释路向产生独特的中西融合张力，使儒学固有的心性论、德治传统、民本内核得以完整保留，同时吸收近代文明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维度，使儒学跳出古代宗法社会的局限，从而获得阐释现代国家建构、现代社会秩序的理论能力。后世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等一众现代新儒学家贯通中西、融合古今的治学路向，皆能从康有为的学术实践中寻得先声。这两组思想张力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解构旧经学权威，为思想变革拓展了理论空间，同时熔铸中西价值内核，为儒学适配现代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经学新解的思想史价值

　　对儒家元典的重释，源自康有为对经学体系自主性的理论革新，是儒学突破古代经学形态、开启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康有为托古改制的阐释尝试，打破了千余年经学教条化、停滞化的发展僵局，为传统儒学吸纳适配现代社会思想资源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他对儒家经典的重释给儒学赋予了持续更新的发展路径。儒学在历代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依靠经典再诠释完成文明的自我调适，本质上都是不同时代学者进行各自的阐释实践。康有为对经典的重构，把传统经学局部义理的革新推向了近代转型的整体维度。他不再局限于经文字句训诂、局部义理微调，而是依靠大规模、体系化的阐释，主动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诉求。儒学不是封闭固化、仅供陈列的历史遗存，而是依靠经典不断解读完成理论迭代、具有内在自我革新生命力的活态文明元典体系。

　　康有为的经学新解搭建起传统核心价值对接现代社会的转化通道。康有为对经学的义理重构本质是儒家元典的“守本开新”，为传统儒学的传承与新变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不是彻底割裂、抛弃传统文脉。“故凡百制度礼义，皆以趋于平而后止。”（《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六）康有为依靠经典重释从《春秋》等儒家元典中挖掘出制度变革等思想内核，给近代民族救亡赋予本土化的思想支撑，给当代儒家元典的阐释划定出明确的价值尺度。文化创新不能脱离自身文明的文脉根基，创造性转化不能随意解构、歪曲传统文化的固有义理。康有为的解经实践，为后世阐释经典留下了重要的方法论范式：经典阐释应该紧扣时代使命，立足儒学本根文脉展开创造性诠释，充分激活经典之中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养分。

　　重释儒家经典，康有为旨在摆脱仅以考据正误评判经学的单一标准，完整呈现了晚清儒学依靠经典阐释实现自我革新的内在理路。不仅如此，康有为在中学根基与西学新知之间形成双向互融的内在张力，依靠儒学自身的理论力量，推动儒学完成从传统经学到现代思想体系的整体转型。康有为的解经探索，为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对待儒家传世经典，既要尊重文本的原始本义、恪守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又要紧扣时代使命进行守正创新的深度阐释。唯有把握尺度、融会义理，方能激活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活力，让传统儒学持续回应时代核心议题，面向未来构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思想理论体系。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