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当下的史学研究，呈现出重视物质史研究的趋势。与之相伴，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由物质交流引发的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的新作《天意新局：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便是其中一例。

　　这本书系统考察东周、秦、汉近千年间文化的多种面向：从孔子的行旅沧桑到墨家的技术理性，从稷下学的文化闪光到秦政的实用主义，从汉镜铭文中的“人民”意象到“以孝治天下”的行政理念——每一章都试图从人们熟悉的史实中梳理出新的脉络，以呈现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文化的演进过程。

　　全书共设“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与中国文化的基石”“秦政与中国文化的走向”“两汉时代风貌与中国文化的品质和风格”“面向世界的秦汉文化”“东周秦汉社会的空间视野与时间秩序”五个章节，对东周秦汉之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对话，以及思想文化观念如何反映上述变化，进行了深入论述。

《天意新局: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

王子今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的对流”

　　书的开篇，作者即援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强调“生产”与“交往”的重要性，并由此展开了关于东周秦汉物质资料生产、交流和社会图景的描绘。

　　书中提及，汉代铜镜铭文中出现了“中国”的字样。例如，湖南长沙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面西汉铜镜，镜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等字样。再如，广西梧州低山出土的东汉铜镜，有“中国大宁宜孙子”之语。当时的铜镜，还有“中国安宁兵不扰，乐未央兮为国保（宝）”等铭文。作者认为，这些内容的出现，是汉代物质生产技术的直观反映，也体现了汉代社会普遍向往国家和平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积极心态。

　　在书中，作者还用“美的对流”一词，来描述中原和汉代边疆民族的双向交流。正如作者所说：“不同民族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彩色丝织品）和西域的“采罽”（彩色毛织物）各自向西、向东传播；“胡乐”影响了中土艺术生活，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汉地女子的美容装饰，通过和亲等途径传到了边地；“胡粉”和“异香”传入中原，丰富了汉地的社会生活风俗。通过物质资料的交流，人们在艺术审美层面上实现了共享和对话，促进了精神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这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创见之一。

　　在关注民族之间交流情况的同时，这本书还关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作者从他擅长的古代交通史研究出发，梳理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的出现和扮演的角色。他特别提及了两条过去人们相对忽视的交通路线。一是配合长城施工、防卫和出击的需求出现的，贯通东西、大致与丝绸之路草原通道多路段相互重叠的北边道。二是沿渤海、黄海海滨，“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汉书·贾山传》），沟通南北交通的并海道。这两条道路既发挥着内部交通的功能，又起到了连接草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和域外的交流。

　　书中还颇有意趣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受海洋和内陆交通影响，人们的信仰同样出现了交流与融合的情景。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昆仑和蓬莱分别代表了萌芽于高原地区和海洋地区的两种精神体系。作者分析，这两个方向的神话系统，很有可能产生于中原人对于遥远的外在世界的神秘意识。古人又经常将昆仑与海洋联系起来，说明在他们的思维中，遥远的西极和广袤的东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徐巿（徐福）东渡、张骞西行，将相隔遥远的海洋、中原和昆仑联结起来，赋予自然以人类文化的意义。从此，人们所认知的地理边界不再止步于想象与神话的构建，而是真实地进入了脚下的实践中。

　　“天下之心”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梳理东周秦汉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

　　在先秦文献中，“天下”一词已经超越了不同学术流派的壁垒，成为多数学人的共识。如老子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执大象，天下往”，《庄子》里论及“天下之心”，《荀子》说“天下之君”，《易·系辞上》说圣人“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冒天下之道”“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对此，作者评述道，先秦的思想家对于以“天下”为视野的政治思索、政治说明与政治设计，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各种学派的思想家也分别就如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大一统’理想的提出，是以华夏文明的突出进步和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作为历史基础的。”思想文化上的“殊途”而“同归”，是社会层面走向一统的必然结果。

　　伴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秦汉时期的人们在空间观念上，也逐渐形成了一致性的认识。在当时，“四极”（不仅指地理极限，如“威动四极”指疆域四至，也保留了浓厚的神话色彩，象征宇宙秩序的支柱）、“五方”（东、南、西、北、中）观念的提出与流行，体现了人们交往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的社会现实。《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其中“五方”指的就是关于远方的地理知识。在蒙学教育中提倡地理教育，无疑是天下一统局面形成后的积极结果，且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使“天下一”的意识深植于时人的认知中，也为此后中国“大一统”思维的延续，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而布列于“五方”之中的边域，也和中原发生了深度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彼此融合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除宏观论述外，作者还表现出了对交通实践活动和文化交流个案的关注。例如，孔子的行旅生活。与我们熟悉的圣人形象不同，作者关注的是孔子作为普通旅人的历史角色。书中分析，古人提出的“孔席不暖”，一方面说明孔子出行较为艰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孔子急于推行其道，四处奔走，每至一处，坐席未暖，又急急他往，不暇安居的状况。作者笔下的孔子，因为在传道之外多了一层旅客身份，更加令人感同身受。

　　在关注圣人的同时，作者的目光也触及了商贾群体。书中分析，往来于道路上的商人，是最直接参与物质和信息交换的群体，他们在东周秦汉的历史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与传统的认知不同，作者认为秦国并不抑商。秦都咸阳是四方辐辏的大都会，由此延展出来的商路，更是社会正常运转的“血脉”。秦国商人的成就，都收录于《史记·货殖列传》之中，他们同样是“天意新局”中不可忽视的一份子。

　　除了商人群体外，奔波于水陆交通线上的还有工匠、方士、戍卒、刑徒等等群体。在作者笔下，古代社会的深刻历史变革，不仅来自王侯将相的推动，也来自这些普通人日积月累的作用。这样的认知，让历史的面目更丰满鲜活。

　　“天意新局”

　　社会史的研究重在“全”，思想史的研究重在“通”。《天意新局：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将“全”与“通”的原则贯穿始终，形成了博采众长的书写风格。作者在每一主题下展开讨论，均将围绕这一主题的各种材料网罗殆尽，使得读者不仅能对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也能以此为线索，作进一步探讨。对于各个主题，作者不满足于仅作提纲挈领式的讨论，而是发掘其所来，提示其所将往。可以说，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对话，以及东周秦汉之际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流等方面，这本书都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作者认为，东周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新生期”，其“闳放”风格奠定了后世开放包容的基调；秦并非单纯的“暴政”符号，秦与墨学多表现为技术层次的文化近缘，对实用原则的执着坚持，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务实精神的一条重要源流；汉代不仅完成了“一天下”的政治整合，更实现了“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理念，则富有民本的新意；丝绸之路从来都不只是单向的通道，草原与海洋同样是人们观察世界的窗口。

　　在方法上，这本书将传世文献与楚简、秦简、汉简和其他考古文物证据熔于一炉，在交通史、技术史、心理史等学术方向的交叉处发现了学术的“增长点”。

　　这本书的标题“天意新局”，传达出强烈的变革信息，是东周秦汉社会急速变化情状的真实写照。作者在全书后记中引用《易·革卦》中“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爻辞，强调历史变革的价值。《易·系辞下》还记载了古代包羲氏（伏羲）、神农氏、黄帝、尧、舜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到发展渔猎、农耕、商业、交通、宫室等活动的过程。今日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冠以古代圣王名义颁布的活动，其实都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也是不同地域人群交往沟通的结果。蕴含在这些活动中的“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长存不灭。对“交通”和“变革”的关注，是作者长期的研究旨趣所在。

　　《天意新局：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是一部写给学者的论著，对于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格局形成历程的读者而言，也是一部富有卓识的参考读物。读者或许可以从书中所梳理的时代巨变中，感受中华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