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玉麒（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学人小传

丹碧，1946年生于内蒙古库伦。1969年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1981年获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到新疆师范大学任教。曾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长。撰有《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乌拉与袒拉——蒙古文学研究论文集》《川上集》等学术著作及长篇叙事诗《驼童》、诗集《蓝色的涟漪》等。

1985年我大学毕业，远赴天山，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始了教师生涯。其时，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同胞，并不知道在天山南北的草原上，还有十几万蒙古族同胞在这里生息。他们有的是后来被称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等部落的后裔，有的是清代从蒙古高原西迁的察哈尔等部落的后人，也有像丹碧教授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机缘从内蒙古陆续投入新疆建设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壮年的丹碧来到新疆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任教，挑起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研究的大梁，培养了一支精锐的本土学术团队。如今，丹碧年届八旬，仍然在这片学术沃土上默默耕耘。

丹碧 作者供图

一

因缘际会，我入职的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竟然由汉语言文学、维吾尔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三个专业组成，这个格局，与我所熟知的其他省份高校中文系只是在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下分布学科大为不同。

我毫无违和感地进入这个多民族的教学群体，在每周三下午的例会中，和各民族的同事逐渐熟悉，更在一次次不同民族的节日祝贺中，和他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友谊。

对丹碧的深刻印象来自我到新疆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1986年2月5日，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团拜活动，在一个宽敞的教室里，课桌被组合成了五个大桌，分专业和教研室安排座位，每人自带各色菜品，一尺高的讲坛就是表演的舞台。总支书记额尔德尼庄谐得体的主持，一下子就把教师们的才艺调动起来。那是我享受过的最有水准的多民族歌舞聚会，被点到名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老师，没有丝毫忸怩，一站起来就进入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状态。一个个节目，不用排练，就在你眼前即兴挥洒。汉族老师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京剧、秦腔张口就来，系主任薛天纬的信天游“骑白马挎洋枪”让我们听到了原生态的《东方红》曲调。甚至，高国雄和艾山·托乎提两位老师的猜拳行令也成为一个节目，抑扬的声调能看出他们平时在讲台上的风采。

丹碧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古骑手，但是他气壮山河地朗诵了一首关于鸽子的诗歌。丹碧沉醉在诗歌的意象中，将一首长诗背诵得声情并茂。一直等晚上回到宿舍，我脑海中还萦绕着那首一句也没有听懂的诗歌，那不断出现在旋律中的“tahtaa”真是袅袅不绝地徘徊在耳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学过蒙古语的学生徐维焱：“蒙古语鸽子的发音是什么？”他秒回：“大概是tahtaa！”于是，40年前丹碧陶醉的姿态又出现在我眼前，那诗歌的余音也跨过千山万水，再次回荡起来。

丹碧朗诵的才能从哪里来？从他对蒙古语言文学的由衷热爱而来，从刻苦背诵中来。最近，他寄来新著《川上集》的文稿给我看，我才知道，1982年他脱下军装，来到新疆师大，讲授当代蒙古文学课程，当时没有专门的教材，他就自编讲义。每次上课，他先如数家珍地背诵当代蒙古族诗人的诗歌，慢慢切入正题，惊艳了听讲的学生。

丹碧（右2）在蒙古国进行学术考察。作者供图

二

1988年，丹碧和几位老师带着一批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到伊犁昭苏实习。实习临近结束，我和系里的行政秘书朱自力一起到天山深处接他们返校。

我们到达昭苏县城的当天，就参加了昭苏二中师生和实习学生之间难舍难分的欢送会。第二天，我们又跟车去接在军马场子弟学校实习的师生，丹碧就在那里。时间紧张，丹碧只能带着青年教师到几位本地老师的家里匆忙告别。这种仓促，在蒙古人家是十分失礼的，不过也无可奈何，只有把告别的奶茶煮得更香更浓。我翻看当时的日记，写下的一笔是：“在那儿，去蒙古人家喝奶茶，太香了！拿上来的啤酒也为之失色。”

在这些来实习的大学生登车和子弟学校学生告别的时候，学生们冲出了校门，哭喊着“帕克西、帕克西（老师、老师）”，跌跌撞撞地追着汽车跑出了一公里多。“帕克西”可能是汉语“博士”的借词，在历史上的某个年代里被蒙古语借用作对教师的尊称，流传至今。

我看到车上那些年轻的蒙古族小伙子都在偷偷地抹眼泪，我的日记本上写的是：“朱自力为之照掉了一整个胶卷。”

有几个子弟学校的实习生，原本是班上的刺儿头，但是在丹碧的带队组织下，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告别的场景，足以证明他们在实习中对教学的尽心。我也深刻体会到教学实习的重要性，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让这些大学生体会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崇高、认识到教学工作的艰辛。他们未必有机会再到昭苏，但在这里的经历一定会伴随着他们一生。

此后我多次到昭苏这片土地来做调研，但都没有1988年那次留下的印象深刻。这次昭苏之行，在丹碧的人生经历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在我们之间，也正如丹碧的口述史所说：“说来也巧，就这么一次邂逅，铸就了我们一世之谊。”

昭苏实习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我们回到乌鲁木齐而结束。

1988年秋季，我担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班主任，班上很多学生都有文学创作的爱好，但给《新疆师大校报》投稿却很难被采用。经我协调，校报答应出版一期中文系专号作为增刊，约稿的工作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给这个增刊的文学版面起名“西北风”，向三个专业的师生广泛征稿，很快就集齐了稿件，大部分稿件来自学生，此外，我在昭苏之行中熟悉起来的巴孜尔和丹碧两位老师也都提供了汉文稿件。丹碧的稿件让我惊异：他竟用汉文七言绝句的形式书写了一组《东坡诗草》，记录他在昭苏军马场子弟学校期间徜徉东邻高地的联翩浮想。这组诗虽不讲平仄且用新韵，但诗歌特有的节奏和意趣，使其古体诗的韵味十足，让我这个在讲台上教授唐代文学的汉族教师自惭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作品选入增刊。

1989年，那一期增刊印出后，在校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丹碧蒙汉双语创作诗歌的声名也广为传播。

三

那个时期的丹碧，并没有太多精力搞创作，他把更多时间用在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建设中。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诗人和学者丹碧，是内蒙古大学的学生，1969年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来到新疆加入特种兵部队，开始了军旅生涯；1978年，他从部队报考研究生，追随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巴雅尔教授从事心仪的蒙古文学研究，1981年毕业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回到新疆，效力边陲。其时，新疆教育界百废待兴，需才孔亟，他于1982年转业，选择到新疆师范大学创建刚满一年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从教。在当时的新疆师大，他是为数不多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堪称凤毛麟角，因此也自然成为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科研的带头人。

其时，成人教育应运而生，丹碧创办了“蒙古文秘函授班”，连续多年招生，满足了广大中小学蒙古语教师进修深造的需求。他在1988年发起召开的“新时期新疆蒙古文学学术讨论会”，被自治区有关领导誉为“新时期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开头炮”。他个人对于“卫拉特学”的研究，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积淀。

据史料记载，13世纪，有一个叫斡亦剌惕（亦称瓦剌、额鲁特）的部落，作为“林中百姓”加入蒙古民族的族群中，他们与驰骋在大漠南北的东部蒙古相呼应，被称为漠西蒙古。经过了四卫拉特、准噶尔汗国和土尔扈特回归后的不同时期，开启了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的区域发展历史。西部蒙古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蒙古学研究的重要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部蒙古的研究蓬勃开展，逐渐确立了系统的学科体系。以1986年首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召开和1988年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成立为标志，立足新疆本地的“卫拉特学”，与世界各地的西部蒙古研究形成了学术呼应。在此进程中，丹碧是重要的参与者。

1992年，当同期的领军人物额尔德尼、巴孜尔两位老师不幸离开工作岗位时，引领新疆师大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重担落在了丹碧的肩膀上，他也在那个时候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之后又担任系总支书记，努力带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走出艰难境地。1998年，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的申报成功，将这一专业提升至新的高度。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丹碧全面负责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时期，新疆蒙古学界称之为“老丹的时代”。在那前后，我正好负笈京师攻读学位，对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惊人的飞跃过程所知不多。不过，1996年暑假，我回到新疆师大，恰逢蒙文专业创建15周年庆祝活动召开在即，奉命用鹅毛管把庆祝活动的名称写了下来。庆祝活动所用文件夹，就是用的这幅字。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印着烫金文字的文件夹，无意中成了“老丹的时代”的见证者。

四

2002年我从北京返回新疆师大工作，此时，中文系已经和中国语言系、历史系等机构合并成了人文学院，丹碧也从中文系的领导岗位上卸任，专心从事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这个时候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气候已成，他所设定的三个专业方向：史诗“江格尔”与卫拉特蒙古文学、卫拉特方言与托忒文字、卫拉特蒙古民俗研究——构成了他心目中中国西部特色的蒙古学“卫拉特学”的基本框架。

丹碧早期的论文如《东蒙古叙事民歌文学研究》《从巴德巴的小说创作谈“科尔沁风格”》都体现了他在内蒙古从事学术研究的地域特色。他像一个草原的游牧者，为了新疆地区蒙古学的发展，后来的研究方向均调整到了“卫拉特学”这一开创性的事业中。他撰著的《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主编的《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无疑都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不仅在中国的蒙古学界成为高校教材，还被转写为西里尔字母，在蒙古国出版。他的大部分论著，我其实并没有发言权，不过，从我向他约写的文章中窥豹一斑，能够发现他在卫拉特研究领域的文才史识。

回到新疆师大后，我在老教师们的信任下，承担起人文学院西域文史专业的科研工作。这个时候，薛天纬老师联系了《文史知识》编辑部，决定由学院牵头组织一期“西域文化”专号，具体约稿工作由我负责。丹碧应该写什么呢？我们给他布置了“土尔扈特东归”的命题作文。写一篇知识性的介绍文字，对他来说其实轻而易举。然而，他给我用汉语吟诵起采风所得的民谣，那体现了东归历史的丰富性。他说：我会从东归首领渥巴锡的人物形象来说起。不久，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写在渥巴锡塑像前》就发到了我的电子信箱。文字依旧那么干净利落，说东归，先从西迁说起，最后以“天阙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的诗句说明土尔扈特英雄毅然东归的民族向心力所在，此外还引用西方学者对于东归问题的论述，直接点明了在东归历史中绽放的民族团结精神。我知道，这样一篇普及性文章的背后，是丹碧对大量原始文献的刻苦钻研、对历史现象的深刻认知。

五

从2002年到2010年，在我重返新疆师大的8年中，和丹碧的接触比往昔更加密切。在我的记忆中，他有时候会走到我家，谦逊求教，还借去王明珂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那本书在他那里放了很久，我知道这些前沿著作，一定会成为他新书的营养。

有一次，他从外面的评审会上归来，告诉我：你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开始被评了个三等奖，我帮你免了，告诉那些评委这样垫底的评奖，是辱没了这本书，干脆就不要给。我真为他的知音之举而击节叹赏。在经历多年的研究之后，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成为他评价学术的重要标准，所以他不容许清人徐松的著作被给予这样的待遇。正是这种文献意识，使他在《川上集》中仍在完善对卫拉特学的认识，特别提到“卫拉特蒙古文献研究”需要与之前设定的方向组成方阵，“四管齐下”，这是进入历史的不二法门。

2011年，我已调到北大，4月回到新疆师大上兼职课程。一次餐叙，丹碧郑重其事地将一块巴林石印章送给我留念。他惦记着多年前我给他刻的那方藏书印，在终于找到一方称心的印石之后，以其相赠，表达对我的感念之情。虽然不求回报，但他迟来的表达，还是让我感动。

学人自述

我投于巴雅尔老师的门下，完全源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1978年2月5日，值完夜班回宿舍，已是清晨。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里听到研究生招考的消息。我腾身而起，吃了一点东西就从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东山之北的营地进城，到自治区教育厅了解情况。一看招生目录，内蒙古大学要招蒙古语言方向，内蒙古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要招蒙古文学方向，我是喜欢文学的，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蒙古文学方向。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且考得不错。

后来我一直想，也没有想明白，如果那天没有值夜班，没有听到广播，没有“腾身而起”，那一年考不考还是另一回事，甚至与考上或考不上也无关联。好一个机缘巧合啊！

这一来，我经历从文人到军人，又从军人到文人的身份转型，漫漫半个世纪，如今被一些朋友称为“蒙古学的游牧者”，也是一个传奇吧。

到内蒙古师院前，我是听说过巴雅尔老师大名的，以为他是个白发老人。在研究生考试复试之前，我才见到他本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身板偏瘦、面容憔悴的文弱书生。巴雅尔老师酷爱文学，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也有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质和品质，他还是我国高校蒙古语中国文学教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研一的第二学期，1979年5月初，我跟随巴老师去了一趟北京。我没弄明白巴老师为什么进京，只是充当了他的随从或者跟班的角色。现在想起来，巴老师大概主要是为了去北京师范大学面见钟敬文老先生，邀请他老人家到内蒙古讲学。

我们在北京活动了两天。第一天到钟老先生家，见其尊容，是一位文气十足、身体硬朗的学者。老先生眼神颇好，不戴眼镜，给我以莫名的神秘感。那一天我是穿着军装去的，不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巴老师介绍我是他的研究生时，老先生“噢”了一声，不无幽默地说道：“我当是巴老师的警卫员呢。”

两位先生交谈甚欢，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在旁聆听了他们的谈话，不时端茶倒水，也充当了一回服务员的角色。

记得两位先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是民间文艺学的建立，二是中国文学史的扩写。钟老先生是著名民俗学家，当时正致力于将民间文艺从民俗学中独立出来，建成自成一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为此，钟老先生呕心沥血，亲力亲为，写过好几篇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之《民间文艺学论集》。

当天我们是在钟老先生家吃中午饭的，大概是他们家的保姆做的。钟老先生家宴接待，可见他与巴雅尔老师交情甚笃，旨趣相通。

第二天我们便逛书店购图书。临行之前，一位同学说过，随巴老师出差，要有两个本事，一个是吃汤面条的决心，一个是逛书店的耐心，这两样正好是我的长处。难怪我与巴老师总是投缘啊！我们逛了几家书店，最后从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市购置了一批图书，以史书为主，其中有《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当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恰好赶上了中华书局出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标点本。我略带疑惑地问道：“别的买不买了？”巴雅尔老师说道：“你们的经费紧张，先买这六部吧，也够你们啃一年半载的。”

当时，巴雅尔老师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一要提高理论素养，二要扎实学知识。他在言谈之中多次强调，文史不分家，我们研究蒙古文学也是如此。回顾起来，这两天的进京活动正是这两条基本要求的躬身践行。换言之，拜见钟老先生是为了提高理论素养，琉璃厂购书则是针对筑牢史识功底。

当年即1979年，钟老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并且举办了“民间文艺学暑期培训班”。当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院蒙文系还未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我受巴雅尔老师委派，前往北师大参加了这个班，为期一个月。我是唯一来自内蒙古的学员。我这个人粗心大意，当时根本没有思考过参加这个培训班有何意味，只认为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来，巴雅尔老师也许考虑过我毕业后的去向，那就是留校，做民间文学课教师。这只是揣摩，毋庸当真，由它去吧。

——摘编自丹碧《川上集》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