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苑

六百年有多远？

远到永乐年间的编纂灯火、嘉靖年间的重录晨昏，都成了史书中的寥寥数语。远到万册巨帙中所收古籍十不存一，正本难知其踪，副本存世寥寥。流散于海内外的副本存世不足全本总量的4%。

但六百年又很近。

近到一位藏家在法国拍卖行的图录中认出熟悉的字迹，两册大典穿越重洋，落户杭州国家版本馆；近到“湖”字册（卷2268—2269）里153篇湖景诗文中，有13首宋诗、1首宋词首次现世，让六百年前的笔墨与今天的江南山水相映成趣。

为什么大典从未走远？

因为那些泛黄的纸页上不只是文字，而是中国人至今仍在寻找的文化基因。“丧”字册（卷7391—7392）中4500多字的文献大段收录了元代温州学者叶起已佚的礼学著作《丧礼会纪》，系统记载了皇家丧礼流程，极富学术价值。那些被乾隆时期裁切的书页残纸在后人考证中逐渐拼合出典籍散佚的沧桑轨迹。每一个残片、每一处修补都在证明：文明的记忆，不会被抹除。

我国向来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从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到唐宋编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再到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一代代人在典籍中安放文明的记忆。而今天，从“识典古籍”平台2200余部古籍的免费开放，到《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该平台正式上线并向公众免费开放；从“十四五”时期三十五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到海外中文古籍以影印、数字化方式加速回流，这一切无不证明文明的碎片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聚合。

当然，大典的归来不是终点。古籍不能束之高阁，保护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当《永乐大典》从玻璃展柜走向数字屏幕，从学术专著走进公众视野，它就不再只是古籍学者的课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触摸的文明记忆。数字化使古籍中的智慧精华通过趣味性、前沿性和大众化的方式得到传播，让典籍获得“数字生命”，在永久存续中赓续中华文脉。

大典有归途，文明无断章。六百年后的今天，这两册大典的归来，不仅是为了被展览，更是为了被阅读、被研究、被传承。从“盛世修典”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我们对文明根脉持久的守望。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2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