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作者：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1078年，苏轼知任徐州，写有《读孟郊诗二首》。这两首诗过去被简化为“郊寒岛瘦”“诗贵情真”等概念的注脚，更珍贵的诗学内容被遮蔽了。“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一句之中两见“肺腑”，即作者的肺腑和读者的肺腑。作者之“意”与读者之“意”在阅读行为中如何相遇、纠缠，最终相互催生？这既是这两句诗的深层探索，也是留给我们审视当下创作的一份思想资源。

孟郊像 资料图片

真正的阅读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意义协商

孟郊诗苦，读孟郊诗亦苦。寒夜昏灯之下，字细光浊，孟诗艰涩，苦寻佳句而难得。苏轼以牛毛细字书之，又在寒夜昏灯下观之，他的阅读是一种耗心费力的深度投入。他不是在消遣，而是在与一个异质灵魂进行艰难的对话。阅读这件事，此刻并不是一场理想的“双向奔赴”，而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意义协商，甚至是反复交战。

寒夜中，苏轼终因孟诗中暗藏的骨鲠诗魂而为之振奋：“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孟郊诗乃诗骚余脉，孤芳苦语，挺立于荒秽人间，恰如险涧激流，清澈笃定，一往无前。

清乾隆本《韩昌黎文集》卷一《孟生诗》页书影 资料图片

孟郊诗不迎合世人对“佳句”的期盼，满篇艰涩，令读者如嚼蟹螯，满嘴尖棱却难获膏腴。孟郊之不谐于世，与苏轼自道“不合时宜”实为同调。苏轼此语，是对作品中的“不谐”进行深刻体认。若一个人的作品既非公认的美味，亦无入口的甘肥，那么，此类作品的“滋味”如何才能品出？第一首写至此处，笔墨搁置，阅读中断，苏轼似乎选择站在世俗“寒虫”之议的一边，欲弃孟郊而转向饮酒享乐。

浸润既久，苏轼再提笔时，猛然发现，那苦语已然渗入自己的笔下。“我”那般确定地“憎恶”着孟郊的诗，为何竟讲出与孟郊同样的苦语？诗从一个人的肺腑中流出，进入另一个人的肺腑，改变此人看到、听到、嗅到的一切。饥肠在腹中鸣唤，老鼠在空壁上走，这不是修辞，而是读诗之后感知到的世界之真实样貌。

苏轼用“肺腑”二字，当是呼应孟诗“苦吟”的特性。“肺腑”一词，先秦已见，常泛指人体内脏。古人认为，过度的创作消耗会毁损脏器、伤及性命。桓谭《新论·祛蔽》载扬雄作赋完毕，梦五脏出地，以手收而纳之，醒后病一岁。“梦肠”一典，从此形容创作之苦。《文心雕龙》反对“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等以命换文之举。中唐诗坛，以脏器形容创作苦痛，较为常见。韩愈有“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之句，李贺之母形容其创作“呕出心”，卢仝则有“搜肠”之喻。苏轼以“肺腑”形容诗的诞生与驻留之处，自有一种生理实感。

清代姚廷谦所编撰的《东坡诗抄》卷一《读孟郊诗二首》页书影 资料图片

文之所来与文之所归，皆与生命息息相关

好诗是从诗人的肺腑中流出的，另一个肺腑因此生出愁来。文之所来与文之所归，皆与生命息息相关。读者若无肺腑，就无从理解作者之肺腑。膏在鱼身，不经熬煮，难成滋味。阅读，就是那“熬煮”的过程。苏轼在外任与贬逐期间，读孟郊诗，诵孟郊诗，乃至书孟郊诗。这已远远超出一个批评家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修炼。在苏轼的感受中，孟郊的“意”不是抽象的内在情志，而是一种带有体温、痛感、饥饿感的生命信号。

北宋时，读者常陷入读孟郊的普遍困境。人们对孟郊“激躁、狭隘、峻直”的性格及其诗风，多有“讪笑、讥讽、疵议”的看法。孟郊的诗真挚到令人不适，甚至要被拿去烧掉。苏轼“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之叹，折射出当时普遍的态度。但他不甘心，想要找到自己与孟郊之间那根真正的纽带。

孟郊之“寒”，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身世与时势在语言中的自然沉积。孟郊之意，存于自己的“心气观”之中。他说：“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由于时故。”孟郊的“诗意”与“寒”的语言特征是两回事。

苏轼在徐州任上写此诗时，正经历仕途蹭蹬，虽然境遇尚不及孟郊之穷，但那种不受时用的压抑感，已足以让他对孟郊的“心气”产生共振。若只是“诗从肺腑出”，那不过是“诗贵情真”的又一次表述，与苏轼评陶渊明“渊明独清真”属同一理路。后半句“出辄愁肺腑”，打破了这一单向关系。诗一旦从作者肺腑中诞生、流出，就获得独立的力量，它作用于读者的肺腑，在读者体内激起与作者同质的感受。诗不是信息的传递，是感受的唤醒；阅读不是知识的获取，是“意”的相感而生。

苏轼论文艺，最重一个“意”字。他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又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这里的“意”，并非单纯的作者之“意”，需要在阅读中才能被激活、被完成，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意”的传递与接收，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最脆弱也最关键的纽带。什么是真正的“以意逆志”？就是像苏轼这样，在全部抗拒、不适与反复尝试之后，终于让另一个生命的“意”在自己体内获得回声，而非简单的、文辞意义上的精巧诠释。

当苏轼面对孟郊的艰涩诗篇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排斥，但他没有止步，而是让孟郊的语言在自己体内驻扎下来。他“憎而复作”的过程，是允许自己被一个生命的“意”所穿透、所改变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浸泡，需要承受不适与痛苦，甚至反复拉扯。这些恰恰是即时满足的接受习惯所无法提供的。如果创作者追逐“爆款公式”，读者也钟情消费“精神快餐”，作品与读者之间看似高效的匹配，实则是一种浅层的供需对接，“意”的传递链条断裂了。真正的文学沟通，要求作者有“出”的勇气，也要求读者有“入”的诚意。这两个条件任何一个缺席，“肺腑”之间的联系就无从建立。

“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结句中的“君”“我”已经不再是判然两分的作者与读者，而是在“江湖”的共同处境中彼此映照的生命。这种理解，超越个人在诗歌艺术方面的喜爱与推崇，直抵灵魂的深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轼不仅是中国诗学传统杰出的作者之一，也是具有方法论自觉的读者。南宋以来，孟郊诗获得重新评价。由于江湖诗人处境类似，加上“诗话”体兴盛，诗艺探讨深入，孟郊诗被认为是“格致高古”“古淡自足”。读者视角换了，诗人的价值也被重新发现了。

文学应该成为淬炼个体人格、涵养人文关怀的精神土壤

重新审视苏轼这段阅读经验，对当下创作有着不容回避的启示意义。

现在网络上流行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用户的注意力只有3秒钟，想让内容不被划走，写作就要更短，表达就要更直接，情绪要立刻被理解。今天的不少文艺作品以空前的速度被制造出来，又以同样的速度被遗忘。读者的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为了争夺这种资源，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提供即时满足、易于消化、无需费力就可以“品味”的内容。在这种语境中，“诗从肺腑出”的艰辛，正在被“文从模版出”的便捷所取代。

当下那些快速产生的作品，往往不是从个体生命的深处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对成功范本的拆解与模仿中拼装出来的。它们复制框架，复制人设，复制叙事高潮的节奏，甚至复制“感人”的方式。这些作品的生产者未必没有技巧，但缺少一种苏轼所说的“肺腑之力”，一种将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其中、不惜以自身脏器为代价的真诚。当作者省去“熬煮”之功，读者自然也无法尝到真正的滋味。表面上的“好读”“爽感”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缺失，即作品与读者之间无法建立起那种“出辄愁肺腑”的深层共鸣。一旦读者越来越习惯阅读那些跟自己“同质”的内容，就容易丧失与“异质灵魂”对话的勇气和耐心，消解了阅读劳动的意愿与能力。

但是，我们坚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那些真正能对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仍然也只会是从一个肺腑到另一个肺腑的作品。读者并非没有深度阅读的意愿，只是需要真正值得倾注心力的对象。苏轼揭示的肺腑相连的文学通道，在今天依然存在。技术的变迁改变了传播方式，却没有改变文学沟通的本质：它始终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意”的传递虽然变得更难，却也更加珍贵。那些穿透喧嚣抵达人心的作品，正是因为守住了这份真诚，才在信息的洪流中屹立不倒。肺腑的力量，终究能穿越时代。

苏轼的这两句诗，对于今天的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是振聋发聩的。我们需要找回“两个肺腑”，还要让“两个肺腑”之间的深意流动起来。文学作品应该成为淬炼个体人格、涵养人文关怀的精神土壤，持久地带来精神力量、情感价值和艺术光辉。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