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红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舒辉波的儿童小说《大河》（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聚焦改革开放初期乡土中国的发展风貌，将儿童成长、乡土风情与时代洪流熔铸于一体，以深邃而轻盈、温暖而优美的叙述，巧妙实现对时代精神的探寻与建构。

作者跳出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成长“小格局”，从儿童视角对大时代变迁进行深度书写。他没有将孩子塑造成时代变迁的旁观者，而是让“我”成为生活中敏锐的感受者与参与者。改革开放初期的“大河滔滔”，在“我”眼中不是抽象的政策口号，而是村口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家里买回的第一台电视机，是父亲烧窑盖起的砖瓦房，是鳖叔造出的要漂往大海的“瓶子船”。四爹那句“如今这个时代就是大河滔滔，只要勤快，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舀一瓢水”，堪称整部小说的“题眼”。当孩子的目光落在那些在大河里奋力舀水的一个个普通人身上，伟大的时代变革就有了鲜活而真实的注脚。

小说插画 资料图片

这种时代书写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上。鳖叔经历坎坷，却始终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敢闯敢试，永不言败。他用瓶子造船向大江进发，哪怕船被礁石撞碎，理想破灭也没有消沉，转头就在沙洲上建起名为“桃园”的世外桃源。当洪水淹没沙洲、冲毁桃园，他依然保持着乐观，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寻。鳖叔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骨子里刻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生命韧性。

与外向型的鳖叔相比，“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的形象。作为入赘的女婿，他卑微、压抑、沉默寡言，极为自尊，内心又有着不为人知的柔软。他想给家人盖起宽敞的砖瓦房，可含辛茹苦做的砖坯全被大雨冲毁。他擦干眼泪咬牙重来，终于实现了梦想。父亲属于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可他以奋斗安身立命，以温柔对待亲朋，对生命充满敬畏，对世界表达着无言深情。鳖叔和父亲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却共同诠释了那个热气腾腾时代的奋斗与理想。“我”正是在对他们的观察与共情中，完成从顽劣孩童到理解苦难、懂得责任、追寻光亮的精神成长。

《大河》中还构建了一系列意象，凸显了小说的诗性风格。白马、黑牛、黄鸡、大河、沙洲、渡口等既是乡土生活中真实可感的存在，又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白马承载着父亲的执念与温柔，黑牛与黄鸡包孕着生活的艰辛与希望，它们构成人与土地、人与生活的本真联结。贯穿全书的中心意象“大河”具有多重内涵——它是地理意义上滋养乡土的河流，是奔腾向前的时代洪流，更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长河。有人想驾船驶向远方，有人想从中舀一瓢水安身立命，有人在渡口怀想，有人在沙洲栖息，每个人都在这条大河里沉浮、追寻……奔腾不息的大河，使得儿童视角拥有开阔气象。除此之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太阳，是希望与温暖的隐喻。风雪中挺立的红色小花，是苦难里的光亮，是绝境中的希望。它们与作者过往作品中的“逐光”主题一脉相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核。

尽管这部小说书写的是宏大主题，但作者力求在叙事中坚守儿童本位意识，将自己还原到孩童的认知维度，以本真的感知和细腻的共情进入日常生活。比如，爬到树上躲避母亲的责罚，蹲在树下看喜鹊吵架，迎着太阳奔跑时觉得太阳正和自己同频跳跃……还有，骑车摔倒时看见蛇的眼睛里的恐惧，第一次懂得“再可怕的生命也会有害怕的时刻”；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能感受到乡村邮递员求爱失败的落寞，甚至觉得“自己也顺带分享了他的失败”；望着大姐远去的背影，心中涌起“犹如河面一样宽阔的忧伤”……这些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基本贴合儿童的思维方式与情感逻辑，既保留童心童趣，又写出“我”对世界的敏感与共情，为“我”的“追光”奠定情感和心理基础。

这部小说的修辞来自对乡土生活细致的观察，带着泥土的气息、雨露的滋味与生命的温度。写谷种发芽，是“鼓胀的谷粒就如小鸡啄破蛋壳，从胀开的谷壳里探出粉嫩的小小的白牙齿”；写棉花新叶，是“两片圆圆的叶片，像小狗的两只软耳朵”，又“像是落在上面的一只娇美的展翅蝴蝶”；写麦穗成熟，是“一条肥蚕一样粗大的麦穗上的每一粒麦粒都汁水饱满鼓胀着，在阳光的暴晒下渐渐收敛了水汽，脸色由嫩绿变成了老成的乌青”……这些描述来自乡土日常，来自孩童能看见、能触摸到的事物，精准形象，富有画面感与感染力。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