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咸佩心（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产教融合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就业岗位的持续分化，正在不断拉近高校与企业的距离。所谓高校双元制专业，是由企业与高校共同设立、共同实施的专业：学生约一半时间在高校修课，一半时间在企业受训，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从制度上融为一体。它不是在专业之外附加一段实习，而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

说起双元制，人们首先想到德国的职业教育。但双元制早已越过中等职业教育的边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在德国把工程师学校升格为应用科学大学、大办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同时，巴登-符腾堡州的戴姆勒-奔驰、博世等大企业却另辟蹊径，发起“斯图加特模式”，随后依托1974年建立的职业学院，把双元制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探索表明：即便是应用型高校，其培养方式也未必能完全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企业希望更深地介入培养过程。

企业的探索得到了政策的持续呼应。德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咨询机构——科学审议会早在1996年就建议大力发展双元制专业，让企业成为高等教育的“第二场所”，此后又多次建议将其推广到更多学科和更多高校。据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统计，2004年全德双元制专业为512个、在读学生约4.1万人；到2024年已达1824个专业、超过11.3万名学生。这些专业以工科和经济类为主，信息类增长最快，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在约300万德国大学生中占比虽不足5%，增长势头却十分强劲。双元制正从“一种专业”演变为“一种高校”：继2009年成立的巴登-符腾堡双元制大学（约3.4万名学生、约9000家合作企业，所有专业均为双元制）之后，图林根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相继建立双元制大学；2025年1月，萨克森州又将州属职业学院整体改制为萨克森双元制大学。

高校双元制的运转方式有其鲜明特点。专业通常由企业动议设立：调查显示，85%的参与企业是出于自身人才需求主动找上高校，与高校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几乎每一个双元制专业背后，都存在真实而具体的岗位需求。学生入学即与企业签订合同，按学期在高校与企业之间交替，在企业有专门导师指导，并按月领取报酬——约八成双元制大学生每月可从企业获得600至1200欧元，高于国家助学金水平，读大学而有收入，对普通家庭的子女尤具吸引力。两个课堂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课程、时间与考核上系统嵌合——实训学分通常占到一半左右，融合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学生毕业时更可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士学位。

这套安排让参与各方都成为受益者。企业得到学用对口的人才：毕业生入职前就熟悉企业的产品与流程，上岗即能进入角色，企业也借此提早发现和留住人才。高校得到一部灵敏的“需求雷达”：企业带着岗位需求上门，高校得以第一时间把技术前沿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转化为新的专业与课程。学生得到学用结合与高质量就业：九成以上双元制大学生对学业和企业表示满意，毕业即就业是常态，入职后的适应速度与晋升机会也普遍优于同龄人。

从历史上看，德国教育自19世纪起就沿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以洪堡大学改革为标志的学术路线，一条是为工业化服务的技术教育路线。二者长期分立甚至对峙，但同时并存。双元制的深层意义，正在于为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条制度性道路：它承认高校并非全能，把实践能力的培养交还给最擅长此事的企业，让高等教育体系与生产体系彼此衔接。双元制在与企业共享技术文化的应用科学大学如鱼得水，在学术文化主导的综合性大学却门庭冷落也印证了上述道理。

双元制并非完美，在德国也有学业负担重、学生对企业依附较深、专业集中于经济与工科等问题。双元制在德国运转良好，依托的是一整套成熟的经验。一是利益结构：让企业成为人才培养的受益者而不只是支持者，使“参与培养”成为企业获取人才的最优途径。果能如此，不必反复动员，企业自会上门。二是制度供给：给企业以动议专业、共定方案、参与考核的制度化渠道，而不是停留在挂牌基地、企业家进课堂的层面。三是分类定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从不追求“升格”，坚守“类型不同、价值相同”。而最深层的因素是文化——一个尊重技术、崇尚实践的社会氛围。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模式的价值。当标准化知识越来越容易从机器获得，真实生产场景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越发珍贵；技术迭代加速，要求人才培养体系快速响应产业变化，而由企业动议、校企共建的双元制专业本身就是一种快速响应机制——巴登-符腾堡双元制大学已开设“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双元制专业。对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中国来说，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需要一个让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相互“齿合”的制度接口和文化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检验的德国高校双元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