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处于唐、宋两大王朝夹缝之间的五代十国，是中古士族社会逐渐转型为近世庶民社会的关键时期，然而在这短短数十年间，有限的文献记载却时存讹谬阙漏，甚至彼此屡有龃龉。多年来在唐代文史领域深耕不辍的陈尚君教授，非但独立纂校过《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唐五代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还主持过中华书局版新、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史事自然熟稔于胸，别有透辟深切的体认。在新著《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中，他聚焦于君王、将相、处士、贵妇、才女、高僧、羽客、乐工等不同阶层人物的诗歌创作，钩稽整合各类史料，通过诗史互证的方式，揭示了他们各自曲折的人生遭际和隐微的内心世界，由此映衬出时代蜕嬗演进的大致趋势。

全书以漫谈的口吻娓娓道来，行文却格外矜严慎重。对采摭的每一篇诗作、每一则史料，即便早就家喻户晓，抑或渊源有自，作者仍予以缜密的覆按考辨。五代十国的格局，主要肇端于王仙芝、黄巢起义，后者更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诗作流播于世。本书《黄巢诗献疑》则逐一考较存世的黄诗，指出其来历都非常可疑，或割裂改窜前人的诗作，或源自稗贩耳食的传闻，或出于说书艺人的虚构，“大约没有一首出自黄巢本人手笔”，显然不能据此推求其行事心迹。唐人选唐诗中有一种《才调集》，因为收诗达到千首而备受后人推重，清初冯武就盛赞其中诗作“才情横溢，声调宣畅”（《二冯评阅才调集凡例》）。关于其编者韦縠的记载却相当匮乏，清初吴任臣《十国春秋》旁搜远绍，特意为其撰作传记，稍后《全唐文》《全唐文纪事》等在介绍韦氏生平时都承袭其传文。而作者却在《〈才调集〉编选者韦縠家世考》一篇深入追溯史源，发现“吴任臣误采传讹的文本，据以拼凑韦縠事迹，实在不足为训”，于是另据新出土墓志，对其家族背景及个人仕宦做了切实的研讨。全书始终秉持着这样谨慎求真的态度，与因循旧说之作相较自然迥然异趣。

五代吴越·钱俶批 浙江省博物馆藏

考察历史人物时免不了臧否轩轾，可其间的分寸究竟如何拿捏，其实颇费斟酌。晚唐坐镇东南的名将高骈，在黄巢起义时持观望态度。《新唐书》由此将其列入《叛臣传》，清初王夫之更是将“唐之分崩灭裂以趋于灰烬”（《读通鉴论》卷二十七）的罪责归咎于他。本书中的《乱世能臣高骈的文学才华与人生迷途》则指出，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认定高骈欲割据一方而拥兵自重，但考其史源都来自一部“事实与传闻兼杂的笔记”，仔细推敲高骈的诗作，导致君臣相互疑忌的恐怕还有更复杂的人事原因，不宜率尔推定。五代重臣冯道历仕四朝，晚年作《长乐老自叙》流露自诩之意，欧阳修斥其“无廉耻”。本书《名相冯道的政事与文学》一篇，不仅缕述其出身寒微、俭朴自守的早年经历，更结合其诗文与行事指出，身处纲常解纽的五代，冯道的选择有其身不由己的历史局限，“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立场来简单苛责”。当然，作者的“了解之同情”并非模糊是非，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以扎实考据还原复杂历史情境下个体的抉择困境。诸如此类的评断，不再囿于传统史家以道德节操作为单一褒贬依据的窠臼，而是以求索事实真相为鹄的，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严谨取向。

绢本设色画《重屏会棋图》摹本 五代 周文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近十余年来，作者将绝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唐五代诗作的辑校之中，本书有不少篇章也围绕着佚诗的发现展开论说。在书法史上享有盛誉的杨凝式兼擅吟咏，宋人提到他有《洛阳风景四绝句》，但《全唐诗》仅存其一，而且因误解文意以致错拟诗题。《杨凝式的家世、生平及佚诗的发现》一篇中从明人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内又辑得组诗的另两篇，并根据联章体诗的创作特点纠正了《全唐诗》拟题的错谬。尽管这组诗作仍非完璧，但通过现存三篇中由“堪夸”“堪珍”到“堪哀”的情感变化，不难体会到饱经时代沧桑的诗人在追忆往事时的无限唏嘘。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提及江淮间名妓徐月英的一联“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闲窗滴到明”，可惜并没有迻录完整的诗篇。本书《唐末五代的三位才女》一篇在明初佚名所编《诗渊》抄本中发现了一首误入他人名下的《寄友》诗，末二句与孙光宪所录仅有一字之别。作者随即翻检排比史料，推测《诗渊》所载应该就是徐氏之作，只是在抄录编排时误署了作者，“千年以来，一直仅见二句，偶得全诗，真属幸运”，意外收获后的欣喜溢于言表。偏处闽南一隅的清源军政权并不为人所熟知，《詹敦仁父子——写下唐诗最后一抹馀晖》特意介绍了在清源军治下生活的詹氏父子。《全唐诗》中所存两人诗作总共还不到十首，而作者在《重修清溪詹氏族谱》中又发现了一百三十首诗作，留有当时闽南文士日常生活乃至政治、文化领域的丰富细节。如詹敦仁《仆忝四门新颁九经大本喜而书之》提到自己正为“转抄良苦难”而发愁，忽然听闻“有诏锓之木”的好消息，便保存了当时朝廷刊刻九经并颁赐天下的鲜活记录。大量佚诗的出现势必丰富我们对当时人日常生活的了解，而考其来源，或借助域外汉籍，或依托碑帖拓本，或通过珍稀善本，或经由家乘谱录，也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该书作者辑补唐诗的基本途径。

所有严谨的学术研究都不能闭门造车，本书也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推陈出新。唐末韦庄目睹长安城被黄巢攻陷后破败残颓的景象，在《秦妇吟》中尽情表达了对苦难民众的悲悯。但因为诗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联干犯时忌，为了逃避无端的毁谤，诗人只能严切告诫子孙不得传写此诗。直至20世纪初叶，在敦煌石窟中陆续发现了十多种写本，经过拼合才使这个长篇叙事诗重现天日。此后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俞平伯、翟林奈（Lionel Giles）等大批中外学者，又相继从不同角度做过翔实深入的研讨。《韦庄作〈秦妇吟〉之前后》一篇除了参考借鉴前人的研讨成果，又发现《吟窗杂录》中所引王安石集句诗，其中两句即出自《秦妇吟》，由此可知“王安石当时曾见此全篇”，为此诗的流传接受补上了重要一环。署名为花蕊夫人的《宫词》流传广泛，可相关记载却紊乱扞格。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经过精密的考证，才论定其作者为前蜀太祖王建贤妃徐氏。本书《花蕊夫人的迷宫》除了撮述浦文的要旨，又进而考察诗中反映的后蜀宫闱生活，指出花蕊夫人在前蜀覆亡后的结局，但细按其生平，“据一国大权，不思作为，耽心游乐，终至败亡，也是有以自致者，不必因为是才女，就不分是非地同情惋惜”，另从知人论世的视角提醒读者留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以往的研究也随时加以修正补充。有的是直接推翻旧说。《南部新书》载有唐末帝李从珂赐韩昭裔一诗，《唐音统签》《全唐诗》误归于韩氏名下而影响深远，以致梁太济《南部新书溯源笺证》（中西书局，2013年）对此也依违两可，未能遽断是非。唯有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据《南部新书》所述，改入李氏诗作。他在《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中校订童书而不从其说，这次在《唐末帝的游戏诗》一文里则坦承“童先生是而拙删则误”。有的是增补新出史料。《谭用之不是北汉人》一篇钩沉索隐，纠正前人著录的疏失。篇末附记又根据刚出版不久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四·洛阳师院卷》（文物出版社，2026年），指出他还担任过“成州军事判官”。有的则提供不同意见。《“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推测《鉴诫录》提到的“王承旨”当为王仁裕，附记里又介绍李剑国《王仁裕小说三种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的反对意见。由于史料有阙，这个问题要证明和辨伪其实都有困难，留下不同线索也方便读者参酌取舍。

作者在治学之余，近年来陆续撰写了数百篇评述唐五代诗人的文章，为便利普通读者，落笔力求浅易活泼，力避艰深的专业术语。不过稍事寻绎，读者仍能领会其中蕴含的深厚学养，这本新著又增添了新的佐证。作者以数十年之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打捞被岁月湮没的诗人诗心，让我们得以在唐风宋韵的交接处，看见那个处于唐宋转型关键节点的时代风貌。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