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论述肇始于先秦，发展于南朝，成形于唐宋，延续于明清，“文以载道”论则构成了论述二者关系的绝对主旋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文以载道”的理解，多从工具论的角度入手，认为相关理论抹杀了作者与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据此对“载道”论痛加批判。这种态度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相关创作中，确乎存在着将文学纯然视作“载道之具”、完全消解文学主体性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和对相关文论史、思想史的失察。对此，刘锋杰、王本朝等学者已有论述。本文拟在其基础上，从人、文、道三个角度考察“文以载道”论的生成背景与相关阐述，揭示其丰富内涵。

　　自得于心：人之主体性

　　对“文以载道”论的批评中，所列的第一项罪状就是载道之文皆为矫饰造作之产物，作者的真情实感全然不见于文章，作者的主体地位被完全消解，如陈独秀即言：“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刘半农提出，载道之文是“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堆砌于纸上”。不过，只要对相关的思想史及文论史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种论述并不符合史实。以载道自任的文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完全是基于个人对儒学的体悟思考以及真诚情感，才倡导文以载道，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借用郭绍虞的观点，在文道关系的理解上，唐宋以降的文章家可以分成贯道、明道和载道诸种派别，而作者主体性的确立，既见于诸派的不同之处，亦见于诸派的共同之处。就不同之处观之，诸派对道之内涵、文道关系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异，正说明何者为道、何以载道存在讨论的空间。诸派中的杰出人物也积极利用这一空间各抒己见，通过论道、宣道体现了他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刻思考，凸显了自主精神。就其共同之处来看，诸派主张文以载道，又皆本诸对儒学的笃信和坚守，是彰显主体性光辉的自觉选择。以韩愈为例，他提出道统观并要求“修其辞以明其道”，就绝不是虚伪矫饰、因循剿袭的门面之论，而是出于捍卫儒学传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其中所包蕴的情感也非常真切纯挚。其对道统的阐发，开启了两宋以降对儒学的重建，影响至深至远，这显然不是一句“抄袭孔孟”可以否定的。欧阳修在文道关系上，一方面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一方面也强调“《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主张文道并重。同时，他还将韩愈、李翱相比较，认为就体道的境界而论，韩不如李，也体现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而道学家们重道轻文，将文视作道之附庸，所论固然偏颇失当，却也从事实层面重新定义了文道关系，而且道学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周敦颐的载道之论，程颐的“作文害道”论，朱熹的“文出于道”论，其对于文道关系，尤其是文之地位、性质的认知有所不同，这些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

　　各具风调：文之个体性

　　批判“文以载道”论者列出的第二项罪状，就是这种理论必然抹杀文学的个体性特征，所谓“文以载道，把文学看成传道明理的工具，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这同样不尽合于史实，载道之论并不必然地导向风格的枯涩干瘪、千篇一律。与“载道”论相伴生的风格论并不鲜见，相关的创作实践也带有鲜明的个体色彩。

　　韩愈论文，就既强调载道，也强调风格，他对于文风个性化的追求和讨论，有力地说明了载道与追求自我表达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所谓“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这种对个性化风格的追求，甚至造成了一种曲高和寡、好恶相悖的局面：“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

　　苏轼主张“文与道俱”，其文曰：“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可见，与韩愈刻意追求自为树立相比，苏轼更倾向于自然抒写。其父苏洵以风水喻文，先极写风水纡余委蛇、随物赋形之状，然后下结论道：“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将之与他们的文道论相结合，可以看到，二苏眼中的载道之文不是对义理的讲解剖析，而是在深入体悟、得其奥妙之后的自然流露、自由抒发，只不过由此形成的自然风格，不是平实质朴的自然，而是姿态横生、兴会淋漓的自然。

　　相较于二苏，朱熹对载道之文的风格又有其独特的理解。他曾批评苏轼的文道之论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认为苏氏的文道论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眼里，文是道的产物，道外无文。文既为言道、载道而生，在风格上就应尽可能平易明白，“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

　　宏微并举：道之多元性

　　“文以载道”论的第三项罪名就是道本身的空洞与狭隘。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中，第一条就要求“言之有物”，并且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其所说之“物”就是情感与思想。显然，在胡适看来，载道之文缺乏情感与思想。视道为狭隘之物者，则往往将其理解成“封建统治的政治主张”。应该说，对道的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理解，其根源在于缺乏对道之内涵的梳理与检讨。

　　文章所载之道，其内涵的丰富多元，正可以与前文所言人之主体性的论述相互发明。因为作者对于道的体悟、理解不同，体现于文章之中，道的内涵也必然是丰富多元的。载道之文中，道可以是宏深壮阔的自然之道，如刘勰论文之本源有言：“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此处的道即自然之天道，天道有文，故万物循天道而有文。道也可以是平实近情的日常之道，如欧阳修所说：“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而诸经所载，既包括“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等政治日常，也包括“树桑麻、畜鸡豚”等生活日常，其共同特点在于“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欧阳修坚持道源于日常、行于日常，明确反对所谓“诞者之道”，即“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当然，道也可以是儒家伦理之道，如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则仁、义为道之内涵，德为体道而成的境界。这个道确实有政治的意涵，所以韩愈才会在《原道》中论述君臣伦理、阐释“先王之教”，并认为“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不过，他所说的道也指向个体修养、维护儒学等多重目标。道还可以是天理之道，如二程所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他们所说的正是本体意义上的天道。

　　总体而言，“文以载道”论不仅是文论史问题，也是思想史、文化史问题，其内涵极为丰富，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