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弓 陈虎（分别系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副教授、中华书局编审）

　　学人小传

　　段渝，1953年出生于重庆，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发现三星堆》等。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以其独特性、开放性，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尘封千年的古蜀史迹，到体系化巴蜀文化的学术建构，段渝四十余载深耕不辍，将个人学术生命与区域文明探源、阐释紧密相融。

段渝 作者提供

　　走上学术之路

　　1953年8月，段渝出生于山城重庆。嘉陵江与长江在这里奔涌交汇的磅礴气象，山城街巷间与码头上浓郁的市井烟火，构成了他最初的童年记忆。后来全家迁至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的街巷、茶馆、旧书店、青石板路，以及浸润在城市每寸肌理中的历史气息，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日后的学术志趣。

　　1969年12月，16岁的段渝响应号召，下乡到西昌专区会理县红格区红格人民公社（今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有一次，他下河挑水，好不容易挑到半山坡，突然一个踉跄，水桶咣当滚到沟里，彻底散架，他只好自己动手尝试着箍桶，这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生存不易”。后来，他先后参军入伍、转业当钳工。乡间的耕耘、军营的磨砺、工厂的劳作，锻造了段渝强健的体魄与沉稳的心性。

　　1979年，段渝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这所文脉深厚的高等学府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

　　那时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治学风气严谨，名师云集。从踏入川大的那一刻起，段渝便沉心向学，在古籍与文献中探寻古史真相，在名师指引下砥砺治学品格。

　　他深知，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打下扎实的文献功底，未来的学术道路必将举步维艰。于是他沉下心来，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代典籍，仅《左传》就通读过三遍。随后，他又相继把《史记》《汉书》《后汉书》细细读了一遍。他系统研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期刊，仔细研读《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史学著作，反复研习徐中舒、蒙文通等川大前辈的论著，摸索治学门径，还广泛阅读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书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根基。

　　徐中舒对段渝的学术生涯影响至深。徐中舒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融合古文字、考古成果与民族学资料，开创“多重证据法”，主张“以整体观念治史，以多学科材料证史”，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其严谨求实、不尚空言、每论必据实据的治学品格，成为段渝终身恪守的学术准则。徐中舒“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的教诲，让段渝立下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初心。

　　大学期间，段渝发表的习作获徐中舒褒扬。1982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还是本科生的段渝带着论文《楚国早期的历史》参会。在其后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段渝即兴做了《从周原甲骨看西周先祖》的发言，得到胡厚宣、李学勤等名家的鼓励。这些前辈的肯定让他坚定了投身学术的信念。

《发现三星堆》 作者提供

　　区域研究与全球视野

　　1983年，段渝从四川大学毕业，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正式开启了职业学术生涯。早期深耕商代史、楚文化研究的积淀，让段渝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文明演进逻辑形成了清晰的认知，为后续转向巴蜀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四川通史》的研究任务，段渝是研究先秦史的，领导就分配他写第一卷。由此，段渝逐渐将目光聚焦于巴蜀上古史。长期以来，传统史学视四川盆地为蛮荒之地，认为其与中原隔绝、文化无足称道，巴蜀古史近乎空白。但李学勤曾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之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段渝毅然以拓荒者的姿态投身巴蜀古代文化研究，志在填补学术空白。

　　多年来，段渝以系统性思维构建起巴蜀古代文化研究的完整学术体系，成为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从政治学、文化学双重视角，解析巴蜀古代文明的结构特征与演进模式，揭示了古代蜀国从酋邦到早期国家、再到成熟国家的演进轨迹，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脉络。《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系统梳理古蜀王国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五王朝更迭的历史，厘清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明确其作为长江上游最早古代文明，延续千年的独特地位。他的《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等论文，试图通过对巴蜀地区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揭示巴蜀文字的来源、演变及其与其他古文字系统的关系。《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则第一次从城市史的角度重构了巴蜀地区的文明进程并与中外其他古代城市进行了比较。

　　从文明起源、政治结构、城市形态，到古文字、青铜器、文化交流，他以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突破了巴蜀古代文化无系统、无体系的研究困境，证明了巴蜀文明在中华文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巴蜀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段渝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整个长江流域，以理论创新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意识到，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研究相对薄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对长江流域各区域古代社会的政治演进进行系统比较，打破传统文献考证的单一范式，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全新分析模式。这一研究不仅关注文明起源的具体过程，更关注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模式。

　　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段渝尤其关注西南地区的政治组织与文化演进。其专著《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清晰描述先秦秦汉西南民族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中国早期文明是多中心并立、多元互动的演进过程，巴蜀文明作为长江上游核心，与中原、长江中游文明互鉴共生，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在这一研究中，段渝融合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实现了传统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度交叉，也让巴蜀文明研究从区域视角上升至国家文明探源的宏观层面。

　　如果说巴蜀文化、长江流域研究是段渝的“内功”，那么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则标志着他的学术视野走向了世界。古代中国西南方向，从四川经云南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通道在历史上发挥了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是早期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见证。但长期以来，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缺乏系统梳理。

　　段渝坚信，只有将区域文明置于全球视野之中，才能准确判断具体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他的研究中，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道路，更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载体。他与邹一清合著的《南方丝绸之路史》，充分利用考古成果与史料文献，勾勒出先秦至明清南方丝绸之路的宏阔画卷，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走向系统化、国际化。他以巴蜀为基点，将研究延伸至欧亚古代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一书，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出发点，从多个角度探讨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印度、中亚、中东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欧亚大陆各民族、国家之间数千年前贸易、文化交流的历史。他还撰写了《走出盆地：巴蜀文化与欧亚古文明》《都市的摇篮：追踪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等著作，使巴蜀文明研究融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

《南方丝绸之路史》 作者提供

　　解码三星堆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传出重大考古发现，大量玉器、黄金器物、海贝和象牙的出土，震动了中国学术界，也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第一时间，段渝便投入三星堆研究之中，此后30余年间持续深耕，成为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早在1989年，段渝便率先提出三星堆为“神权政体文明”的核心观点：三星堆古蜀文明表现的是“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以大型祭祀为物质表象，是“神统”与“君统”合一的神权文明。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三星堆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为学界广泛接受和引用。

　　段渝对三星堆研究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关于“神权文明”的系统论述。通过对三星堆出土文物——金杖、青铜雕像、青铜神树等的深入分析，他揭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物化的表现方式。金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于一体，是神权政治的核心符号；青铜神树是古蜀先民沟通天人的“天梯”，与《山海经》“扶桑”“建木”记载相互印证。2019年至2021年，四川省开展了古蜀文明保护发掘的新一轮考古工作，在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里发现了大量稀世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发现了丝蛋白和丝绸的残余物。段渝敏锐地指出，丝绸的发现表明蜀山氏与蚕丛氏在名称上的变化具有前后相续的发展演变关系，这为巴蜀蚕桑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三星堆研究中，段渝在五大核心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一是论证神权政体的本质属性；二是明晰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传承关系——金沙由三星堆次级中心升级为古蜀文明新核心；三是实证三星堆与中原夏商周文明的多元互动；四是阐明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彰显古蜀文明的开放性；五是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三星堆，从“偶像式构图与情节式构图”“三星堆文化的带翅龙”“英雄擒兽母题”等专题重新审视三星堆遗迹中出土的文物，有力论证了这些艺术形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已出现。

　　段渝将巴蜀古代文明置于欧亚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文物，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不同于古蜀本土文化，甚至不同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这是与中亚、南亚文明交流的结果。他指出，单个文化因素可能是偶然现象，但由青铜雕像、神树、权杖和金面罩等构成的文化丛，显然说明商代的古蜀人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展现了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

　　段渝的三星堆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发现三星堆》一书中。该书从神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蜀城市文明、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文明、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等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进行解读，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中国好书”授奖词写道：“《发现三星堆》系统反映了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文化内涵，对诸多未解之谜提出了妙趣横生的独到见解。”将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三星堆、认识古蜀文明，体现了段渝作为学者的担当。

段渝（中）与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在一起。 作者提供

　　史家本色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感叹：“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纵观段渝数十年来的学术坚守，他锚定传承文脉的初心，考辨文献，阐释史料，打通多领域研究的壁垒，构建起巴蜀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开拓出多个崭新的学术方向，可谓德、才、学、识兼备。回望四十多年的治学之路，段渝将自己的经验凝练为七大准则：视学术为事业而非职业；坚守原始文献根基；强化理论方法训练；坚持多学科交叉；立足区域、放眼世界；知行合一服务社会；学无止境永葆热情。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头人，段渝把“立足巴蜀，依托西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作为中心的宗旨，把传承学术、培养人才作为重要使命。他主编“巴蜀文化研究”“大家论学”等丛书，搭建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开设“巴蜀文明与考古”“文化人类学”等课程，通过言传身教，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理论思维，将徐中舒等前辈的治学精神传递给年青一代。

　　在专业研究之余，段渝积极投身学术传播和公共历史教育，在高校、博物馆、企业、党政部门等举办过多次讲座，向公众普及三星堆文化、南方丝绸之路，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让古蜀文脉浸润大众。如今年过古稀的段渝，仍每日研读考古新成果、思考学术新问题，以赤子之心坚守史学阵地。

　　从系统构建巴蜀文化研究体系到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国际化，从创立三星堆神权文明理论到长江文明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段渝的治学历程，既是一代学人锚定方向笃行不怠的生动写照，也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留下了值得思考回味的启示。

　　学人论学

　　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古史的复原工作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并建立在文献考证、辨伪、排比、取舍、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国上古历史，到孔子时代已“文献不足征”，后遭秦火，摧毁更重。虽经后世多方网罗，有所复出，终究不能还原；并且其中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尤难缕析。要根据残缺不全而错讹严重的文献材料复原古史，显然不可能。

　　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思想的进步，史学观念的更新，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复原已逝去的古史的面貌，而把分析、解释工作放在首位。唯有通过分析，才能把握古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唯有通过解释，才能看清古史发展演进的阶段性、方向性和本质。分析和解释，已成为古史研究、建立古史新体系的宗旨。

　　这样，就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一方面，对古代文献必须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订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尽可能运用可靠的历史文献，参以其他各种资料，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古史给予合乎逻辑的新解释。

　　传世有关巴蜀古史的文献材料，大多以中原古史系统为中心，或以中原文化为准绳，加以增删整理而写成。且不说这些材料多不连缀，不能成章，仅就中原中心论而言，其真实性、可靠性就值得大加怀疑。而传于古蜀人之手的蜀旧史，也因多不经之言，难以成史。不言而喻，倘若不假思索、不经比较就贸然运用这些材料研究巴蜀古史，就只会以讹传讹，致使谬种流传。若据以解释巴蜀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就更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对于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来说，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运用至关重要。尤其对于巴蜀古史一类文献不足征的区域历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考古资料最早被引入巴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领域，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主要成果，是从考古层位上初步确定了古巴蜀历史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殷周之际，从考古类型学上认识到古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同有异，并把巴蜀古史从神话拉回人间，使其回到了历史学领域。“巴蜀文化”这个命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确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考古事业取得极大发展，考古资料层出不穷，重大发现时有涌现。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和考古研究，为巴蜀文化与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批第一手资料，巴蜀古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和重大突破，并在国内外史坛上日益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

　　应当客观而公正地指出，这些重大进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应用了考古资料，但并不是仅仅凭借考古资料本身，而是根据考古资料，充分应用各种合乎历史文化法则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进一步思考、探索、创新的结果。很难设想，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并运用较好的方法，没有合乎逻辑的创造性思维，仅凭资料就能取得多大突破性进展。

　　建立在考古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略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类似，但范围还更宽广一些，史学、文化学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气息要浓厚一些。也许可以说，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将考古资料纳入人类文化演化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给以理论阐释，从而建立文化类型、模式、结构和功能体系，探明文化演进道路、方式及其动力法则等。

　　显然，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考古研究是有区别的，但其中的联系却也如千丝万缕般密切。所以，今天的许多考古学家都已自觉地应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论去研究考古资料，将考古资料的应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如古代巴蜀这类文献材料既少、矛盾又多但考古资料却愈益丰富的文明古国或地区，在我国何止一二！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因此，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与方法，自然成为当前中国古史新体系建构中最迫切和最关键的问题。只要运用不断丰富的各种材料，应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同时继承发扬我国古史研究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就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新的突破。

　　——摘编自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为例》，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3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