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作者：冯大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882年，词学大家谭献在《复堂词录·自叙》中写道：“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个道理，并非他的独创。此前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中也写过类似的表述：“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丁绍仪的论断稍有犹豫，而谭献直接用“未必然”“何必不然”的追问，将理论张力拉满，还用一个“甚且”把文学阐释的自主性推到新高度——对作品而言，作者意图虽然不一定如此，但读者何尝不能按自己的心志来理解？

词学家谭献像 资料图片

　　谭献先用16字描述阅读的详细过程，然后得出一个颇为大胆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读者的权力张目。只看文字，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读者理论或文学接受理论异曲同工。但细究起来，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殊途同归。如果说，现代读者理论是把艺术视为创作和阐释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力图描述标准读者阐释行为的共同规律和其在文艺活动中的功能，那么谭献的命题是为了“争夺”经典的阐释权而发声。这需要放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从深层的思想脉络看，谭献的文艺批评脱胎于中国的经学阐释和实践传统，这也是很多中国传统文艺命题的共同主张。在汉代，董仲舒就已经提出“诗无达诂”的命题，并提出“从变从义”的实践原则。若只看“无达诂”与“从变”，则与当下文学观念类似，肯定经典作品意义阐释的多元性，但他同时也提出“从义”的原则，要“一以奉人”，简单说就是对经典文本的阐发、解释，要符合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而在实际的阐释实践中，“从义”的一元化指向往往更具优势。经学家从“关关雎鸠”中读出后妃之德，正是这种理论支持下文化精英主导的经典阐释实践，而绝非纯粹的艺术理论探讨。谭献的思路其实与此相类。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谭献的这番论断是他为词体文学地位辩护的重要支点。词至北宋达到艺术的巅峰，至清已经是完全成熟。但在文体地位上看，词不如诗。谭献的辩护，却不完全以词的艺术价值为出发点。

　　《复堂词录·自叙》中，谭献明确提出要使“向之未有得于诗者”，能够“有得于词”，即通过更加充分地阐发词中意旨，以弘扬词体之功。学者多有考证，谭献受章学诚思想影响甚深。承其“六经皆史”之说，进一步发挥出“诗者，古之所以为史”的论断，史与诗同为文化之原典。而如果词能够阐发出“未有得于诗”的意义，那么词就具有与诗同样的功能，词与诗可互补，可以认定词是“变雅”，是承袭《诗经》传统的“直系血脉”，同样承袭《诗经》比兴寄托的诗教作用，具有与诗同样的文体地位。

　　但这个论证中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词较之于诗，更缠绵抒情，意旨更幽隐，创作也似乎更“私人化”，在比兴讽喻功能的发掘上，确实不如诗之阐释来得容易。所以，谭献主张“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正是为了争取对词作文本的阐释权。只有阐释出“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词体才能跻身经典之列。

　　从这个思路看，谭献用这个命题为张惠言辩护也就很好理解了。作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的张惠言，提出词中亦有“比兴寄托”，可以说是谭献词学理论的直接来源。张惠言曾引用鲖阳居士从苏轼的《卜算子》中解读出的政治寓意，“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今天看，确有过度阐释之弊，而谭献用“读者何必不然”理论进行辩护。扼要而言，谭献的思路仍然依循“从变从义”的经学阐释模式。

　　尽管谭献的命题仍然依附于经学阐释传统，但他并没有忽视词自身的艺术特性。“读者何必不然”，其实是建立在词体艺术性考量上的一个批评实践原则，是对经典文艺作品“欣赏－阐释”过程的标准“建模”，而且强调艺术活动中读者或阐释行为的主体性地位。

　　如他所言，这个过程是“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其中，“侧出”“旁通”，强调文艺作品意蕴的丰富性与不可尽述。而“类”字用得更妙，很有现代阐释学的味道。“类”是分辨、是归纳，也可以指向人的经验体系或认知框架。读者先“触”而后“充”，是从文本中感受、辨识、归纳并加以理解和阐发的过程。

　　四句连贯起来，将文学阐释过程进行细致的描绘——丰盈的意蕴从文本中溢出；在情的层面与读者贯通、共鸣；触动读者的既有文化经验，读者主动感知，将之辨识、归纳为某种熟悉的文化符号；将之纳入文化经验体系之中，并最终完成对作品意义的充分阐发。结论中的“未必然”，肯定文本之意非作者意图所能限定，而“何必不然”则打开读者阐释的自由之门。

　　在这个阐释过程中，读者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创作只是文艺活动的起点。无论是诗还是小说，作品一旦完成创作、开始传播，就进入阅读与阐释的过程。任何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都是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由层层叠加的阐释意义，建立起丰富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对作者本意的追溯，还是读者的“六经注我”，其实都是后来的阐释者、读者在发声。所以说，读者作为文艺活动的另一个主体，地位不可忽视。

　　谭献这个文学经典阐释模型，在今天用来讨论文化内容的人工智能生产与算法传播仍颇有对照意义。

谭献所著《复堂类集》 资料图片

谭献编选《箧中词》 资料图片

　　比如，人工智能创作是否可以被判定为真正的艺术？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过于看重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而忽略读者阐释也是艺术作品生命力构成的来源。对于艺术，创作与阐释同等重要。作者或许缺席，也许始终佚名，但追问“何必不然”的读者在构成作品意义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特别是“触类”与“充类”这样的认知行为，也同样是文艺活动价值所在。正如没有人类，大自然也自具色彩，但只有能被人类看到，才会有意义与美的认知。

　　再如，对照谭献这个阐释模型，可以更好地看到算法主导、自媒体时代阅读行为的不同。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本质是在海量数据基础上根据概率、基于算法模型，利用已有样本进行拼装，更近于按模型复制加工而非创作。人工智能技术组装的文本，高度类同，意义“侧出旁通”的空间往往局限。传播过程中，读者也不需要主动“触类”，算法直接进行分类，同类型、同主题、同模式的内容，重复性、高饱和推送，不需要读者归纳阐发，这就进一步消解了阅读行为的认知与思辨功能。在算法精准制导的持续性快感消费中，以深度感受、思辨与认知为特征的经典阅读的主体性如何保持？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还有一点也值得考量。谭献的理论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兼顾文艺活动艺术性与社会价值的综合性文化阐释理论。这种模式，曾经被视为艺术理论未独立、未成熟的表现。不过，今天看来，这种综合思考或许别有意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由算法赋能引导，文化产品按“需”生产与供给的文化消费时代。微短剧、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化产品不断创新，面对这些新对象，单纯将研究对象理想化为“纯艺术”活动的模式已力有不逮。当下，文化活动与商业、科技与媒介行为缠绕纠缠，不可分离，成为我们理论观察的新对象。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更综合的、跨学科的文化阐释模式或许更值得借鉴。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始终是文化活动中感受、认知与实践的主体。谭献所主张的读者“何必不然”，正是对这种主体性的肯定。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当下文化实践的一个思考锚点。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