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成（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孔子与老子的治理思想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常被视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儒家主张以德治国，道家倡导无为而治。这种表面差异使得许多论者将孔老置于对立的两极。然而回归《论语》与《道德经》的原始文本，人们会发现二者在“何为善治”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深层的统一性。孔子追求天下归仁，老子遵循道法自然。两条思想路径看似分途，实则共同回答了善治的价值归宿与实践方法。二者的整合构成了中国传统善治理念的完整体系。

　　善治的哲学根基：仁与道的价值同源

　　孔子的善治理念根植于仁。《论语·颜渊》记载“仁者爱人”。孔子将爱人之心视为为政者的首要德性。在他看来，善治不是统治者权势的彰显，而是百姓生活的安宁与福祉的提升。《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得以安养，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年幼者得到关怀，这才是治理应当追求的目标。

　　孔子进一步明确了善治的前提。《论语·颜渊》记载“政者正也”。为政者自身品行端正，这是善治的起点。《论语·子路》记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百姓不是靠强制命令来驱动的，而是靠为政者的表率作用来感召的。《论语·学而》记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违农时，不夺民力，轻徭薄赋，宽政爱民。孔子痛斥苛政，《礼记·檀弓下》记载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善治的核心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衡量善治的标尺是百姓的满意度。

　　老子的善治理念以道为根本遵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记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为政者的行为必须效法道，顺应自然。老子所说的无为不是消极避世，也不是无所作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记载“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指不凭主观意志妄为，不贪大求洋，不竭泽而渔。《道德经·第六十章》记载“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比喻的含义在《韩非子·解老》中有明确的阐释。“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频繁翻动小鱼会搅碎鱼肉，频繁更改政令会让百姓无所适从。

　　老子对善治的理解同样以百姓为中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记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政者没有固定不变的主观意志，而是以百姓的意愿为意愿。这与孔子的民本立场在根本上一致。二者都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治理取向。孔子在《论语·尧曰》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提出“功成而弗居”。真正的善治是惠及民生之后不标榜、不炫耀。这种对善治本质的认知构成了孔老对话的核心共识。孔子重仁，仁的落脚点是爱人。老子重道，道的运行法则是不伤害万物。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指向一个方向：让百姓安居乐业，让社会和谐有序。

　　治理路径的互补逻辑：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在善治的价值归宿上达成共识之后，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差异主要体现在实现路径上。孔子强调德治有为，老子强调自然无为。这两种路径看似对立，实则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善治的完整方法。

　　孔子的德治有为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凭借德性修养来凝聚民心，如同北极星安然不动而群星环绕。孔子所说的有为不是盲目妄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身的欲望，恪守社会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政者先要管住自己，才能去要求别人。二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治理场景和百姓的不同需求，灵活施策，不搞一刀切。孔子在教育中践行这一原则，在治理中同样如此。三是重视教化。《论语·为政》记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德性来感召百姓，用礼仪来规范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自觉归正。这种教化不是强制灌输，而是润物无声的熏陶。

　　孔子的有为路径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他反对为政者的贪欲和妄为。《论语·季氏》记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政者不应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而应关注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定。这与老子反对“甚、奢、泰”的态度是一致的。孔子的有为是以德性为根基的有为，是以百姓福祉为导向的有为。他主张为政者“先之劳之”，自己先带头去做，然后带领百姓一起做。这种有为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而是以身作则的示范引领。孔子相信，当为政者品行端正、勤勉务实的时候，百姓自然会跟着向善向好。这种以德服人的路径，与老子以道化人的路径虽有差异，但都排斥暴力强制和功利盘剥。

　　老子的自然无为以顺应规律为根本方法。《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记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运行规律，社会治理也不例外。为政者的有为往往打破规律，扰乱秩序，适得其反。因此老子主张少私寡欲，绝圣弃智。《道德经·第十九章》记载了这些主张。老子的无为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不干扰、不折腾。他观察到当时的社会乱象，很多是统治者妄为造成的。苛捐杂税、频繁征战、严刑峻法，这些所谓的“有为”恰恰是百姓痛苦的根源。所以老子提出相反的方向。为政者减少干预，百姓自然化育。为政者保持清静，百姓自然端正。为政者不生事端，百姓自然富足。为政者没有贪欲，百姓自然淳朴。

　　老子的无为路径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顺势而为。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不违背规律去搞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文子·上义》记载“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二是以柔克刚。《道德经·第七十六章》记载“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是最柔弱的，却能穿石裂山。用温和的引导替代强权的压迫，可以达到柔弱胜刚强的治理效果。三是注重长远。不贪图短期的表面成效，专注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正是“功成而弗居”的深层内涵。为政者做了有利于百姓的事，但不居功自傲，不标榜炫耀。这种谦退的态度，反而让政绩更加持久。

　　孔子与老子的路径差异恰恰构成了互补关系。孔子的有为为善治确立了价值坐标。它为善治提供了民心向背的衡量标准和实干笃行的实践要求。没有有为，善治就会失去行动的力量，变成空洞的理念。老子的无为为善治校准了实践轨道。它为善治提供了规律遵循的方法论和长远效能的评价尺度。没有无为，善治就会陷入盲目的妄为，违背治理的规律。真正的善治既需要孔子德治有为的价值引领，以民心为导向，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也需要老子自然无为的方法论指引，以规律为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可以说，孔子的“有为”立定了善治的价值根基，老子的“无为”提供了善治的方法保障。二者相融，方能完整回答“何以善治”的根本问题。

　　孔老善治理想的对话不仅构建了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核心框架，也为当代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孔子的天下归仁中，人们可以汲取养料来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孔子以仁为根基的善治理想，将百姓的安宁与幸福视为治理的终极目标。当代治理同样应当坚守这一价值取向，心系百姓的安危冷暖，聚焦民生的痛点难点。从老子的道法自然中，人们可以汲取尊重客观规律的治理智慧。老子以道为遵循的善治理想，强调顺应规律、减少妄为。孔子的重人与老子的重道，本质上是同一个善治理念的两个侧面。重人要求治理必须有温度，必须惠及民生，滋养民心。重道要求治理必须有深度，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