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勇（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胤的新作《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以下简称《大地居所》），根植于数代学者接力耕耘的田野传统，以十六处传统聚落为样本，铺展了一幅丰富多样的中国乡土人居全景图。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跳出建筑形制研究的固有模式，将乡土村落视作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活态社会文本，不仅为学界呈现了一套独特的人居观察与研究方法，亦带着普通读者开启了一趟文化之旅。

张壁村鸟瞰 毛葛 绘

　　乡村没有“模版”

　　传统乡土建筑读物，容易陷入两种惯性叙事模式。一种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把乡土建筑简化成不同的地域符号。另外一种，则是聚焦少数知名度高的古村落，对乡村进行碎片化地解读，难以触及聚落背后深层的社会运行逻辑。《大地居所》努力跳出上述窠臼，在海量传统村落中，依照一定的文化逻辑和分析框架，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精心选择十六个案例，为读者打开认识中国乡土文明的窗口。

　　书中选取的十六处聚落，广泛分布于祖国东西南北：黄土高原上适应干旱地貌形成的窑洞村落，江南地区依托世家大族发展起来的古老乡村，闽东南以防御为核心功能的堡寨聚落，两广侨乡融合本土文化与海外影响的民居群落，西南地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村寨，以及云贵高原顺应山地梯田系统形成的哈尼族聚落。案例不仅覆盖了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域，而且囊括了农耕、商贸、手工业、戍边、侨居等多种形态，兼顾自然环境差异、社会结构区别、文化信仰的多样性。

　　书中每一个聚落都拥有可以被少数关键词概括的核心特质，村与村之间界限清晰。部分村落的特质来源于自然环境影响，人居营建必须优先应对地形、气候、水土、物产的客观限制；部分村落的特质根植于社会组织，宗族制度决定了祠堂的核心地位，进而塑造了整个村落街巷、院落的排布和秩序；部分村落缘起于安全诉求，盗匪侵扰、社会动荡催生高墙、碉楼、环形堡寨等空间形态；还有一部分村落，面貌由商贸、信仰、移民史塑造。

　　换言之，每一处村落都不是统一模板下的“古村复制品”，而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长期磨合生成的一个居住体系。作者观察村落，目光不停留在孤立的民居建筑层面，而是把山水格局、农田系统、街巷肌理、公共建筑、民居，以及世代生活于此的人群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筑的确是物质载体，村落则是一套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通过差异化的样本，这本书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乡村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营建范式，广袤国土之上的传统村落，本身就是一部底蕴深厚、形态万千的乡土社会史。阅读这些案例，便是阅读人们在大地上留存下来的文化记忆。

　　建筑不仅是建筑

　　如果说案例的精选奠定了全书内容的广度，那么独特的编排体例，则赋予了其思想上的深度。与多数乡土研究著作按照地理分区、建筑类型进行平行罗列的方式不同，书中十六处村落，被归纳成“粮食”“安全”“组织”“信念”四个篇章。四个主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遵循层层递进、由物质生存通往精神世界的逻辑链条，还原了中国人传统栖居的内在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粮食。这一部分的书写，聚焦人地关系，解读聚落如何依附土地、农业生产而生长——在黄土高原，深厚的黄土层易于垦殖，先民在此驯化并广泛种植了黍、稷等耐旱作物，李家山村的居民因袭了这一传统，掘土而耕，也适应了干旱环境和沟壑地形，掘土而居。位于晋中平原西缘、汾河与白石河交汇处的清源城，河流泛滥带来的泥沙让土壤得以改良，形成了“东粮西菜”的农业分工，并逐步发展出从粮食加工到利用盐碱土制盐，进而以副产品火硝制造火药的系列手工业。河北省蔚县暖泉镇，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当地居民依靠壶流河盆地的土壤和常年不竭的泉水以及骡帮，建立起了涵盖粮食生产、储存、加工、交易与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闻名于世的哈尼梯田，则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陡峭山地改造为高效农田。四个案例共同说明，乡土建筑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协同关系，建筑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服务于农耕生产的空间载体。

　　第二层是安全。当物质生存得到基本保障之后，抵御外部风险成为重要命题。洪水、地质灾害、盗匪战乱，种种生存威胁投射到物质空间之上，催生堡寨、碉楼、护城河、封闭环形聚落等营建模式——广东肇庆黎槎村以八卦形布局和分散住房，与西江洪水长期共存。福建西南一带的土楼，以高墙深院和环形结构，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广东开平的碉楼，在械斗与盗匪侵扰的环境中诞生。浙江江山的廿八都，兴起于清兵驻防，后从军事要塞转型为商贸集镇。在这些地方，建筑墙体不仅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守护社群生命财产的屏障。

　　第三层是组织。当生存与安全得到保障之后，社群内部秩序建构的必要性随之凸显。宗族血缘、行会手工业、移民社群等社会组织力量，深刻塑造了村落的空间——浙江建德新叶村，11座祠堂以“总祠—分祠—支祠”的层级结构，将血缘关系固化为空间秩序。浙西南仙霞岭深处的三卿口村，把建窑烧瓷作为支柱产业，当地宗族通过编修族谱、修建祠堂、举行祭祀来维持凝聚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族共窑”的生产模式。山西介休的张壁村，长期以来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多姓混居、血缘关系相对松散，其22座庙宇成了维系社会秩序和社区认同的重要纽带。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的黄岗侗寨，五座鼓楼对应五大房族，既是议事中心，也是文化的象征。它们说明，建筑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也是维系秩序、传承认知的媒介。

　　第四层是信念，也是整套体系的最高层次。在生存、安全、社群秩序之上，信仰、礼仪、精神寄托等深刻介入村落的营建之中。浙江兰溪诸葛村，祠堂众多，人们以“丞相之后”的身份认同，守护着家族记忆与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浙西南松阳县杨家堂村，由元末明初政治家宋濂后裔所建，村民将儒家理念深深地嵌入村落布局中，祠堂建在村口显要位置，住宅呈中轴线对称分布。粤东北梅州的围龙屋，通过“赏丁”仪式与半月形水塘，表达客家人对子嗣延续的重视。徽州村落，则在白墙黑瓦与“四水归堂”之间，将新安理学的伦理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在这些地区，山水被赋予了文化内涵，营建活动承载着当地人对天地祖先的敬畏，空间最终成为精神世界的容器。

　　《大地居所》的编排逻辑打破了地域的束缚。读者不再以游客视角去观赏一个个割裂的古村标本，而是跟随作者的分析路径，穿过建筑外在面貌，追问聚落形态形成的背后动因：这些村落为什么会建成今天的模样？哪些因素推动它一步步演化至今。在作者笔下，乡土建筑不仅是古代工匠主观的艺术创作，而且是生存方式沉淀下来的物质结果。山水环境、生产模式、社会制度、精神信仰彼此影响，共同书写了乡土聚落的演变过程。

《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 罗德胤 著 毛葛 绘 中信出版集团

　　尊重差异性的古老智慧

　　《大地居所》拥有十分鲜明的语言特质。全书语言克制平实，极少使用艰深的建筑学专有名词，降低了阅读门槛，却没有牺牲内容的严谨性。它的文本底色，建立在作者长年累月扎实的田野调查之上，既拒绝空洞抒情，摒弃游记式的感慨，又具备很强的文学性，阅读体验流畅且愉悦。

　　《大地居所》的可读性，也源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作者的书写打通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边界，观察建筑，不只看梁柱斗拱、形制样式，更深思社群关系，用历史学的视角梳理聚落演变脉络，用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民间习俗。建筑，由此跳出了建筑学的单一学科边界，成为观察社会的媒介——一座祠堂，不只是一组古建筑，更是宗族系统运行的物质符号；一条古街，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当地人交往、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静态的建筑，由此还原了动态的生活。

　　笔者以为，这本书的价值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知识传递层面：通过十六个样本聚落，向大众系统展示中国乡土村落丰富多彩的面貌，让读者认识传统营建智慧，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栖居理念。第二个是学术范式层面：我国传统村落数量庞大，田野资料纷繁庞杂，面对海量信息，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零散的营建细节中，而这本书示范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进入田野现场之后，首先捕捉一个聚落最为突出的特征；接下来，以此特征作为切入点，梳理一条贯穿村落历史与空间的线索；然后，顺着这条线索，辨识聚落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在庞杂现象中确立一座村落独有的样本价值，形成创新性的观察与解读。

　　站在城镇更新、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阅读这部著作，它的现实意义还可以进一步延伸。现代化建设多追求效率、标准化，很容易带来同质化的困境。乡土传统留给我们的，是顺势而为、谦冲自持、尊重差异性的古老生存智慧。当然，这本书并不是简单怀旧、一味美化传统乡土社会，而是倡导将传统聚落的营建思想作为当下乡村建设的参照。

　　简言之，《大地居所》不是一部寻常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案例汇编，而是依托几代清华学者的田野积累，以审慎的样本选择、层层递进的编排结构、多学科融合的叙事笔法，写成的一部活态乡土社会史。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