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公元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鹅湖寺就“道问学”与“尊德性”展开三天激烈辩论。“朱陆之辩”以分歧著称，但辩论后的两人都对自身为学方法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促进了儒学向更精微的体系发展。纵观中华思想史，无论是汉代今古文经学围绕微言大义与名物训诂的交锋，还是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的抵牾，抑或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重大跃迁往往伴随着不同声部的质疑与论争，不同学说在论争中相互成全，又在更高层面实现融通。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正是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城墙遗址展示点。新华社发

　　中华学术史的演进如此，当下中国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标准和“文明论”的讨论亦当如是——以争鸣促内省和发展。若仅以既定标准，尤其以当代实证标准做技术性裁判，便极易遮蔽一个深层问题：不同文明观是如何从自身传统和古典资源中汲取养分并建构标准的？忽视了这一历史过程，也就略过了“文明标准”在其酝酿期与西方古典学话语深度绑定的前因后果。有鉴于此，有必要先简述此问题如何从西方传统中返本开新，再反观中华文明的当代传承与阐释，为相关探讨提供参照。

　　返本开新：“古典”的传统与话语权

　　“古典”成为研究“传统”的专门领域，被视为欧洲探寻自身文明源头的根基之学，源于古典学的建立。自18世纪末德国学者沃尔夫发表《荷马绪论》与《古代科学之呈现》以来，古典学逐渐发展为一个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神话、语言和文学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领域。1802年拿破仑政府颁布相关教育法令，将希腊语、拉丁语纳入核心课程。19世纪中叶，伴随民族国家建构与帝国扩张的浪潮，古典学在英国牛津、剑桥通过荣誉学位考试制度进一步巩固其精英教育核心地位，成为全欧显学。这一学科在20世纪初随西学东渐扎根中土，近年来蔚为大观，开启了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自觉。因此，回溯西方古典学在勃兴期如何从古代寻找营养，并不断赋予自身以文化传统特征，尤有启发。

　　在德国，温克尔曼对希腊“高贵单纯”艺术理想的发掘，沃尔夫以降的语文学传统对“荷马史诗”的重新整理，皆是在古典文本中探寻精神之根。在这些寻根之旅中，“荷马史诗”既是古代文学的典范，也是西方神话学的基石。作为被构建的神圣叙事，它被置于文明源头，从未被视为非理性的“怪力乱神”而遭放逐。洪堡及德国新人文主义者（如温克尔曼）将古希腊奉为完美人性的理想与典范，认定埃及、波斯等古代文化在希腊罗马文化之下。随着德意志帝国统一及海外扩张，德国古典学更与民族主义深度纠缠，为文明等级论提供了相匹配的学术话语。与此同时，英法学界亦将古典资源带上本国文化特征和政治诉求。在英国，古典教育被转化为严苛的文本训练，旨在塑造具备“罗马式美德”的帝国管理者，将殖民扩张等同于教化“蛮族”的“神圣使命”；在法国，伴随拿破仑远征而来的东方学，则将古典资源转化为“科学”面貌的知识体系，通过建构一整套关于“他者”的话语，巩固了东方作为西方对立面与被贬低者的地位。欧洲知识精英并非在真空里凭吊古人，而是通过建构历史类比话语，将自身投射为古希腊—罗马的继承者，将殖民地视作文本中的“蛮族”，由此，历史传统借古典学完成了返本开新：以向古典寻根为“本”，以建构帝国等级为“新”，将神话与文本里的“传统”转化为一套确立西方文明话语权的新理论。

　　其实，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与古典学的发展类似，学科建构既与传统勾连，又与当时的帝国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共享同一文化逻辑。如泰勒提出单线进化逻辑、摩尔根划分“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麦克斯·缪勒构建印欧语系神话体系、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以社会进化论统摄文学发展；乃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日耳曼世界视为“世界精神”的顶峰而将东方定性为“停滞”，弗雷泽在《金枝》中将人类心智框定在“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阶梯上，诸此种种学科话语一起搭建了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话语的底座。

　　和而不同：自我反思与范式超越

　　颇为巧合的是，上述学科的发展与自我批判，也都始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学术界对自身帝国根源的反思：人类学从功能主义到后殖民批判的转向、比较神话学对雅利安范式的解构、比较文学从欧洲中心到多元主义的位移，以及全球史对欧洲单线叙事的消解、后殖民史学对黑格尔将东方定性为“停滞”的线性史观进行的彻底祛魅；象征人类学则把充满等级意味的“心智”研究转向文化如何生成意义系统，后殖民人类学者更是认为西方将自身世俗经验自然化为普遍真理是一种认知幻觉，皆是其例。同样，对文明标准的讨论和反思也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当这套话语转化为考古学的“标准”时，它受传统形塑和为时代服务的特点被自然化了。

　　20世纪的西方学界开始系统建构“文明起源”的理论框架时，发展成熟的古典学已然提供了最核心的历史原型：古希腊的城邦与罗马的帝国被视为人类政治体与社会复杂化演进的典范。城市、文字、纪念性公共建筑以及科层化的国家机器，构成了衡量“文明”诞生的刚性指标。符合希腊—罗马历史经验的社会，才被赋予“文明”的准入资格，而那些缺乏城市或成熟文字的非西方社会，则被降格为“蒙昧”或“野蛮”，这类话语控制在“文明传播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非西方世界的古老成就要么被贴上“停滞”的标签，要么被视为西方文明边缘的微弱回响。即便在殖民体系瓦解后，这种话语控制仍以“科学范式”的面貌隐性延续。20世纪中叶，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列出从城市规模到文字、从纪念性建筑到科层化国家的十项标准。这几乎是一张希腊—罗马文明的体检表，忽视了没有成熟文字却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其备受推崇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非西方文明在起源问题上的阐释权。

　　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兴起，研究重心从器物形态分类转向生态系统适应、人口压力与系统互动过程。有学者基于新的测年证据，修正传统的传播论，主张欧洲许多曾被认为是外部输入的文化要素拥有更早的本土渊源，提出文明是本土文化在系统内部互动中演化的结果。80年代前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批评此前的研究忽视人类能动性与文化符号的相对独立性，促使学界反思“标准”本身的普适性。学者们逐渐放弃了以“文字”为绝对核心的清单式标准，不再将“国家”与“文明”简单等同。这一系列内部争鸣并未撕裂学科，反而打开了多维度的考察视野，不再执着于固定“清单”，而是开始关注具体历史情境中各种元素的互动：社会阶层如何分化，知识与符号如何建构认知，农业与贸易怎样支撑技术经济，神话与艺术又如何折射意识形态。西方学界通过内部的质疑、回应与综合，实现了学术范式从固化走向灵活、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演进。这一过程再次昭示，蓬勃发展的学术共同体理应具备包容异见的胸怀和在继承中超越的能力，文明标准的建构，从来都不是固定范式，而是在持续对话中不断丰富的活的传统。

　　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自我阐释与时代应答

　　任何时代对历史标准与价值秩序的建构，都会通过寻找传统的力量来作为认知参照系，当代诸多主流历史认知与文明叙事，始终内嵌着西方古典传统基因。西方学界从希腊罗马传统中汲取资源，带有自身根脉，又在争论中不断更新，这一经验恰恰提醒我们：中华文明拥有万年文化史，拥有众多考古遗存和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回归中华文明自身的概念体系与历史逻辑，从自身的传统根脉中理解文明标准的实践，并非排斥西方学术，而是打破固化标尺，在文明互鉴和本土传承中提炼出既契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又能与世界对话的阐释框架。当下中国学界的相关探索与论争正体现了这一努力，这既是对过去考古学范式的商榷，也在全球现代性遭遇技术与精神双重危机的当下回应时代困境。

　　以冯时教授的研究为例，其以重构中华文明标准为指向的学术努力，其核心并非简单地“争夺”更早年限，而是试图打破“文明=城市+文字+国家”的既定范式，回归中华文明自身概念体系。一方面，他回到《尚书》《周易》等经典，溯源“文德”与“敬天”的知识来源和特色；另一方面用现代考古材料为古老观念重塑“骨架”，用现代学科视野理解早期王权与礼制诞生的渊薮，形成一套“时空建构—王权确立—礼制成熟—文德养成”的本土脉络，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古人“文明以止”的道德期许，并努力把“文明论”引向道德人伦层面。从神话学视角看，这亦是打破学界最常见的“虚构—真实”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焦虑，让被现代性转型放逐的神圣叙事重新归位。三皇五帝的帝系传统与神话历史的宇宙秩序，本就是早期文明神圣性与政治合法性的源头，并非低级的原始信仰。

　　这种将精神维度与神圣叙事重新置于文明核心的本土脉络，绝非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实则也可视为对西方现代技术文明病理的一次深刻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众多的“文明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与“国家权力论”，将人类文明的进步等同于生产工具的迭代、物质剩余的集中与科层化国家机器的膨胀。这种范式在解释西方现代化文明的进程时自洽，但也不断面临精神危机。正如一战后西方知识界便已在工具理性废墟上，开启向东方神秘主义与神话传统寻求“复魅”的灵性转型。如果文明的标准仅仅是技术复杂化，那么一个由AI运行、效率极高的监控社会，是否比一个人情社会更“文明”？面对这个问题，物质式的清单回答不了，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或许可以给予启发。冯时教授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将文明的核心定义为道德、知识与礼仪的精神体系，揭示其深层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基础，尤其强调文明与否不取决于物质技术水平，而在于是否有“文明观”——是否有道德约束和人文关怀。这种将精神文明置于物质文明之上的评判体系，恰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因此，当下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标准的重新讨论，不仅仅是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的范式更迭，更有必要从人文学术的终极关怀来理解，即如何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明的道德底线。“国学”之为“国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千载而弥新，不仅因为有典籍浩繁、文脉绵长的知识系统，也因为其中蕴含着对“人何以为人”的深沉追问与回答，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厚滋养和不可移易的根脉。持续推进对“文明”问题的讨论，就是要在技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为人类守住一条不致沦为“技术化蛮族”的道德底线，这也构成了当代国学发展创新的要点所在。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