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创新的理论要义与中国实践

演讲人：徐飞 演讲地点：上海交通大学产教融合论坛 演讲时间：2026年6月

　　徐飞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先后兼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竞争战略与博弈论、创新创业、跨文化战略领导力、数字经济等，出版著作20余部。

　　长久以来，全球创新体系普遍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重视基础科研攻关，轻视成果产业化转化；看重单点技术突破，忽视成果在广阔场景下的复制推广。大量具备应用潜力的前沿技术止步于实验室阶段，专利产出数量可观，却难以转化为实体经济实际效益，创新资源投入与社会实际收益出现明显错配。在此现实背景下，规模化创新逐步成为我国创新理论与产业实践领域的重要议题，为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全新分析视角。与过去碎片化、小范围试验式的创新活动不同，规模化创新构建起技术攻关、中试转化、标准化量产、场景落地与数据迭代优化的完整创新闭环，创新成效的评判逻辑随之发生改变：创新价值不再简单依靠专利数量、实验室指标来衡量，技术能否批量复制、跨场景应用、持续迭代升级，成为判断创新质量的核心标准。

　　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本质就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创新成果从局部试点走向规模化普惠应用。经过数十年产业积累，我国已经摆脱模仿跟随的低端创新阶段。完备的全产业链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规模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群体、数量密集的多元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我国发展规模化创新的独特基础条件，也让我国成为全球规模化创新实践重要的试验场。立足中国实践提炼规模化创新的理论要义，总结本土实践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规模化创新发展路径，既能够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服务创新中国建设，也能够丰富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体系，为全球创新治理贡献源自中国的理论视角与实践经验。

市民在北京一商场内了解新能源汽车。新华社发

　　规模化创新的理论要义

　　创新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演进的过程。以约瑟夫·熊彼特、罗思韦尔、诺斯、切萨布鲁夫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搭建起经典创新分析框架，揭示了创新活动的部分一般规律，但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企业个体创新行为与前端研发流程，对技术落地放大、大规模普及扩散环节的讨论存在明显短板。熊彼特最早将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区分技术发明与商业化应用，强调技术唯有走向市场才算完成创新，但理论重心落在企业家主导的单点颠覆式创新。罗思韦尔归纳五代创新范式演进脉络，梳理出从技术推动、需求拉动，到双向耦合、网络集成，再到生态化协同的演化路径。诺斯从制度维度阐释制度安排对技术推广边界的约束；切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理论论证创新要素跨组织流动的价值。近年布罗克尔、科尔等国际学者的实证研究，开始关注创新规模化困境，指出大量新技术止步示范试点，尝试提炼影响规模化推广的相关要素。但总体来看，海外现有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对超大规模市场、举国体制、完整产业链这类条件下的创新过程缺少深度分析，对从原型研发、中试放大到全域普及的完整全链路缺少系统阐释，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场景下的规模化创新实践。

　　国内学术界立足我国产业发展现实，在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新质生产力内涵阐释、创新范式本土化建构等方向形成大量研究积累，为规模化创新理论建构打下扎实学术基础。陈劲、尹西明、陈泰伦等学者围绕新质生产力开展系列研究，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具备强大的产业化延展性，原创技术不能止步于实验室原型，必须适配多元现实场景完成批量落地与产业渗透。薛美慧、丁明磊等学者进一步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指出，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不能只聚焦前端科研产出，更要补齐技术放大、产业适配的制度与载体短板，破解长期存在的“科研强、转化弱”结构性矛盾。不少国内研究已意识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禀赋会深刻重塑创新演化路径，但尚未形成一套贯通从原型研发到全域普及的完整分析框架。在综合梳理国内外创新范式、深度剖析国内大量产业科创案例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规模化创新的理论凝练，尝试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规模化创新分析框架。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工作人员（右）为参观者讲解一款佩戴式脑机接口装置的使用方法。新华社发

　　实际上，我国的创新实践已经走在既有理论的前面，海量、多层次的产业场景持续为前沿技术提供低成本试错空间，新型举国体制打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多元产业需求之间的统筹联动通道；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形成“创新激励—产业筛选”的双重效应，为新技术迭代提供广阔试验场；完备的全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摊薄新技术落地的工艺与制造成本，为技术从样品走向量产提供硬件支撑。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一大批本土技术正是依托这套条件完成从试点到推广的跃迁。大量本土科创实践显示，创新最大的瓶颈往往不是实验室层面能不能实现技术突破，而是技术如何完成工艺定型、中试放大、标准化复制，真正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试点示范到全域普及的现实鸿沟。

　　正是基于中国产业现实，同时对域外经典创新理论开展批判性吸收，跳出单点创新、线性创新的传统研究框架，整合本土产业实践经验，可将规模化创新界定为：规模化创新是以真实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制度、产业、市场三重支撑体系，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放大、标准化量产、全域场景复用、数据反馈迭代的完整创新全链路，实现创新成果标准化复制、跨行业渗透、普惠普及与持续迭代的高阶系统性创新模式。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规模化创新不等同于单纯技术突破，也不是简单的产业化生产行为，而是全链路贯通、多主体参与、可持续演进、追求普惠价值的系统性创新过程。对比传统线性创新模式，规模化创新具备四项核心固有特征。

　　第一是全域渗透性。传统创新往往局限于单一企业、单一产品、单一行业内部，创新价值被约束在局部边界之内，技术应用范围很难向外拓展。规模化创新打破上述边界，创新成果沿着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延伸，主动向跨产业的多元场景渗透，实现创新价值的跨界辐射。一项技术不局限于最初诞生的行业，经过场景化适配改造之后，可以迁移应用到更多产业赛道，释放更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第二是闭环迭代成长性。传统创新常常将研发结题、样机试制视作创新的终点，项目结题之后市场反馈渠道缺失，后续迭代优化动力不足。规模化创新则把市场落地作为持续优化的全新起点，依托大规模真实应用场景产生海量运行数据，反向查找技术缺陷、优化生产工艺、迭代改进产品方案，形成“落地—反馈—迭代—升级”的正向成长循环，在大规模市场化使用过程中持续提升技术成熟度与产品可靠性。第三是多维协同性。技术本身只是基础条件，单靠技术要素无法完成规模化落地。规模化创新要求制度政策、长期资本、产业场景三者深度耦合、动态匹配。制度层面需要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标准共建等配套政策，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资本层面需要匹配能够承受中长期风险的耐心资本，覆盖中试、工艺改造等高风险环节；产业层面要开放丰富的应用场景，夯实全产业链配套能力。政策、资本、产业场景互相支撑协同，共同破除创新放大过程中的各类现实梗阻。第四是公共普惠价值。传统模式之下，创新收益容易向头部企业、高端产业领域集中，中小市场主体难以共享技术红利，造成创新收益分配失衡。规模化创新强调创新红利的更广范围释放，推动先进技术下沉，赋能广大中小微企业，服务民生相关领域，规避创新收益的过度垄断，实现创新的社会化普惠赋能。

　　规模化创新拥有明确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价值，是适配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阶创新范式。对内层面，规模化创新全链条贯通的运行逻辑，有助于疏通长期存在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堵点。它既高度重视原始技术攻关，也着重强调中试平台、产业联合体等中间载体建设，打通从科研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中间断层，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外层面，依托我国可复制、低成本的规模化创新实践经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创新发展参考范式，助力缩小全球南北创新发展差距，丰富全球多边创新协作路径，为全球创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规模化创新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状态，而是遵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量到质的动态演化规律。传统域外五代创新范式，更多聚焦前端研发环节，侧重描述创新主体组织模式的变迁，但缺少对中试放大、规模扩散、全域普及整套过程的系统论述，难以完整解释中国场景下创新放大的完整过程。结合我国大量产业实践，可以将规模化创新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单点试验期。核心产出技术原型、实验室样品与相关专利，主要回答技术“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这一阶段和传统单点创新相重合，重点完成原理验证，产出实验室原型，但工艺尚未定型，不具备大批量生产条件。第二阶段为小批量中试期。开展工艺调试定型，完成小批量试制，验证商业可行性，解决“能不能小规模生产”的问题。中试是衔接实验室原型和大规模量产的关键过渡环节。很多创新成果都卡在这一阶段，尽管实验室原型可行，但放大生产之后出现工艺不稳定、成本居高不下等难题，中试平台、产业联合体正是打通该阶段梗阻的重要载体。第三阶段为规模化量产期。依托完备产业链配套，不断摊薄单位生产成本，形成成熟稳定的标准化生产方案，解决“能不能大批量制造”的问题。这一阶段实现产品大规模供给，但应用场景还相对集中，尚未完成跨行业广泛迁移。第四阶段为全域生态普及期。技术实现跨行业迁移应用，形成通用行业标准，依托广泛市场应用持续迭代优化，完成创新价值全域释放。这也是规模化创新区别于普通大规模生产的标志性阶段。创新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内部，技术、标准、解决方案向外辐射，赋能大量市场主体，实现普惠价值。

　　总体而言，规模化创新理论植根于中国创新发展实践，是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当中关于创新范式的重要组成。规模化创新理论直面现实当中大量技术“试点容易、普及困难”的共性难题，完整还原从实验室原型一直到全域普及的全链条过程。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规模化创新，不能仅仅盯着科研论文与专利产出，更要补齐中试转化、标准化建设、场景开放、制度配套、长期资本供给等关键短板，充分释放我国全产业链、超大规模市场、新型举国体制带来的独特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实体经济，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优势。

　　中国规模化创新的阶段性成就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禀赋、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分层精准的宏观政策体系以及持续开放的创新生态，我国走出了一条区别于欧美“小众精英化、实验室导向”的创新路径，构建起研发突破、中试放大、批量量产、全域普及、迭代升级的中国式规模化创新闭环。与发达国家创新多聚焦前沿尖端、小众场景和高端细分赛道不同，我国创新体系天然具备“场景广、载体全、落地快、复制强”的规模化特质，实现了前沿技术从单点示范向全行业渗透、从试点探索向国民经济全域赋能的质变。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主题框架下，我国在数字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度创新等领域的落地成果，为世界各国破解“创新落地难、技术规模化难”的共性困境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数字智能领域是我国规模化创新起步最早、成熟度最高、示范效应最强的核心赛道，率先完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6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从实验室原型、试点试验到全民普及、产业全覆盖的完整跃迁。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已深度渗透国民经济各大工业门类，覆盖机械、纺织、化工、电子、装备制造等绝大多数传统产业，彻底重塑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范式与效率体系。依托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与模块化技术方案，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质检、智能排产、柔性制造、智能仓储、能耗管控等关键生产环节，形成标准化、可快速复刻的行业解决方案，能够在同类企业、同类产线中批量推广、快速落地，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批量降本、提质增效。在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移动支付、智慧物流、即时零售、数字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数字化创新业态实现全国全域覆盖，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迭代速度最快的数字应用场景集群。海量、多元、高频的真实市场场景持续反向倒逼算法优化、模型迭代与技术升级，使我国通用人工智能走出了独特的应用驱动研发、场景反哺创新的发展路径，突破了欧美人工智能技术长期聚焦于科研实验、高端测试、小众商用的发展局限，实现了数字技术的普惠化、规模化、常态化创新。

　　绿色低碳赛道集中彰显了我国全产业链规模化创新的体系优势，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光伏、风电、储能、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绿色创新产业生态，实现了技术自主突破、产能规模化释放、市场全民普及、成本断崖式下降的系统性创新成效。多年来，我国依托超大规模绿色消费市场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集群，持续推动绿色技术迭代升级，通过大规模量产、产业集聚、工艺优化、材料革新持续摊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数据显示，我国光伏组件、动力电池核心产品近十年综合成本降幅超过七成，彻底扭转了绿色能源技术早期成本高、推广难、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当前，我国绿色创新成果不仅深度支撑国内“双碳”战略落地、能源结构转型与产业绿色升级，还持续批量出海，适配全球不同经济体的能源转型需求，为全球绿色复苏和低碳创新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低成本、高可靠性、高适配性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绿色规模化创新的核心引擎与引领力量。

　　在高端装备制造硬核创新领域，我国实现了重大装备技术自主突破、国内大规模落地、标准化体系成型、全球复制推广的四级跃升。高铁网络、特高压输电、大型盾构机、智能工程机械、高端轨道交通装备等战略性硬核装备，在攻克国外技术垄断、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之后，依托国内超大基建场景、广阔国土空间和多层次应用环境，完成了海量落地验证与持续迭代优化，形成成套化、标准化、体系化的技术标准与工程方案。相较于国外装备技术应用场景单一、落地规模有限、迭代速度缓慢的短板，我国通过大规模真实工况应用持续打磨工艺、优化性能、完善标准体系，既筑牢了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又形成了可对外复制输出的高端装备规模化创新模式，实现了技术安全、产业规模、标准输出三重价值的统一。

　　制度体系创新是支撑我国规模化创新持续迭代、行稳致远的底层保障。我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精准补齐科技创新链条中的概念验证、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产业适配等薄弱环节，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公共中试平台，有效破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实验室成果丰富、量产落地稀少”的规模化梗阻。同时，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制度环境，常态化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科技创新专项补贴等正向激励政策，构建起龙头企业牵头突破共性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创新、中小微企业广泛参与场景创新的梯度化、多层次规模化创新主体格局。通过持续推进科创领域制度型开放，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创先行示范区承接全球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创新资本，实现国内外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与双向赋能，为我国规模化创新的长期迭代和持续领跑提供了稳定、开放、多元的生态支撑。

　　未来规模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综上，中国在规模化创新方面走在了前列，“创新”已然成为我国新的国家名片。这不仅仅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更关键的是充沛的创新活力、敢于试错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的配套扶持政策，共同支撑创业者不断成长壮大、竞争力持续提升，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然而，对照规模化创新“单点试验—中试迭代—规模量产—全域普及”四阶段的完整演进规律，现阶段我国规模化创新正处于规模有余而质量不足、应用领跑而原创偏弱的结构性过渡阶段，创新体系的全链条短板阻滞了创新从规模化量产迈向全域生态普及，掣肘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国内创新多聚焦于工艺优化、场景适配等中下游应用层面，具备明显的跟随式创新特征，在底层算法、工业基础软件、高端材料及芯片架构等基础研究领域储备不足，产业核心底层架构对外依存度偏高，存在体量庞大但根基悬空的共性短板。同时，国内广阔市场诱发了部分中小微企业创新行为的短期化和同质化复刻，导致通用型颠覆性技术供给稀缺，产业体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核心竞争实力。科研评价偏重论文、专利等量化指标，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需求脱节，加之公共中试载体缺口较大，使得科研成果难以跨越转化“死亡之谷”。此外，我国丰富的创新实践尚未转化为国际规则标准，全球创新话语权有待增强。加之长线耐心资本稀缺，信贷周期与创新周期错配，前沿技术规模化迭代面临融资约束。

　　针对上述短板，立足超大规模市场禀赋、全门类工业体系基础以及分层精准施策的制度优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要求，应从源头科研筑基、产业分层治理、中试载体完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全周期资本保障五大核心维度入手，搭建全方位、全链条、适配性强的规模化创新一体化长效优化体系，系统性破解原创不足、转化梗阻、话语权偏弱和资本错配等突出问题，推动我国规模化创新实现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能跃升、从应用场景领跑向底层原创引领、从国内产业普及向全球价值赋能的全方位系统性升级。

　　首先，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补齐单点试验阶段的原创短板，筑牢创新底层根基。基础原创实力决定着规模化创新发展的上限，也是扭转我国应用强、原创弱这一产业格局的核心抓手。建议进一步将基础研究纳入国家创新顶层规划，搭建多元投入、容错包容的长效资助机制，摒弃科研扶持的短期功利化倾向。设立国家级原创技术专项基金，弱化短期市场收益考核，定向攻坚量子算法、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工业基础软件、合成生物机理、高端精密材料等“卡脖子”底层领域，补齐原理层面的研究短板。同步改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规则，下调论文、专利等量化指标权重，拉长原创成果的评价周期，新增产业化落地、行业标准编制、关键技术国产替代等实践性考核内容，引导科研工作更贴合产业实际需求。推动行业龙头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建前沿实验室，围绕量产适配、场景迭代开展定向攻关，搭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中试熟化、规模量产、全域普及的完整创新链条，从根源上降低底层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实现创新全链条自主可控。

　　其次，推行差异化的梯度产业治理，化解低端同质化内卷，打通规模化量产阶段的落地通道。当前国内产业创新分层失衡，中小微企业偏向跟风复刻，低端赛道产能扎堆，颠覆性通用技术供给稀缺，亟待建立分类施策的治理模式。建议由各行业链主龙头牵头组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整合行业人才、设备、数据资源，攻关共性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打造能够跨区域复制的标准化成套方案，形成国家级创新标杆。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扎根细分零部件、特色工艺等垂直赛道，走精细化、高附加值路线，形成龙头攻坚通用底层技术、中小企业配套细分环节的分工格局。扩容省、市两级的公共中试平台、工艺验证与成果熟化基地，补齐中西部载体缺口，面向科创主体低价开放试制场地、检测设备和工艺调试服务，依托财政补贴分担中试阶段风险，降低企业成果转化成本。划定低端同质化复刻的负面清单，搭配差异化财税、土地、信贷政策，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产业创新向原创研发、标准打造等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再次，持续推进科创领域的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赋能创新范式第四阶段的全域国际化普及升级。在全球创新协同格局下，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我国规模化创新走出国门、实现全域普及的关键路径。建议依托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家级科创示范区等开放高地，持续优化海外高端科研人才居留、跨境技术合作及国际科研项目备案等便利化政策，搭建常态化、制度化的中外创新协同孵化与技术交流平台，实现全球前沿底层技术、高端科创人才、优质创新资本的双向流动与双向赋能。依托我国在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政务、绿色储能等优势赛道积攒的海量落地场景，主动参与ISO、OECD、世界经济论坛等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将国内规模化创新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通用规则，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制度软实力。借鉴前沿全球创新协同理论，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搭建创新帮扶与合作机制，输出低成本、易复制的产业升级方案，扩大中国式创新的全球影响力。

　　同时，全方位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健全多层次人才长效激励体系，夯实规模化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创新主体活力与人才动能是保障四阶段创新范式持续迭代的微观基石。建议持续常态化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科技创新专项补贴等普惠性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制定三至五年中长期研发投入规划，摒弃短期逐利、浅层复刻的套利式创新思维。持续优化创新创业营商环境，精简科创项目审批流程，降低创新创业准入门槛，释放初创团队、小微企业的创新潜力，汇聚微观创新动能，形成宏观产业升级势能。贴合中试研发、量产标准化运营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现实需求，调整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增设规模化创新管理、中试工艺、产业标准等复合型专业，补齐全链条人才缺口。完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收益分红机制，提高科研团队在产业化成果中的收益分配比例，调动科研人员攻坚工艺瓶颈、推进技术规模化落地的主观能动性。

　　最后，完善全周期、多层次的资本闭环支撑体系，适配四阶段创新演进规律，为规模化创新长效迭代提供稳定资金活水。规模化创新高风险、长周期、重投入、慢回报的特征，决定了其必须依托全周期、多层次、长时段的耐心资本支撑。建议针对基础研究、概念验证、原型开发、中试熟化等阶段风险高、资本参与意愿弱的市场短板，持续扩容省市级、国家级科创政府引导基金，前置引导社会创投、私募股权资金布局早期原创创新项目，弥补市场化资本在早期的缺位短板。搭建“长期资金—FOF母基金—科创私募基金”三级资本循环框架，适度放宽保险资金、企业/职业年金等配置科创产品的监管约束，借助长线低成本资本托底前沿技术扩产进程。优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与退出渠道，搭建“早期创投投入—量产盈利—资本市场退出”的良性循环，打造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体系，持续为我国规模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夯实长效资金保障。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