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宗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私家藏书、刻书、抄书、校书的文化综合体，常熟毛氏汲古阁可谓明末清初的江南文献重镇，其收藏八万四千册典籍，刻印过九百余种图书，另有大量抄书校书活动。以往对于汲古阁的研究并不充分。2025年末，丁延峰教授耗时多年撰成的《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与校书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洋洋百万字，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立体、复杂的汲古阁全景图，为学界打开了一座文化大观园。总体来看，这部著作用时长、研究全面、工作量浩大、见解独到，可见作者学术研究能力之强与用功之深。

《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与校书研究》

丁延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汲古阁文化溯源

　　此书首先介绍了汲古阁得以建成和延续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毛氏家族的家风传承和广泛交游的情况。“常熟自然环境优越、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政治生态良好”，“自古人才辈出，创造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著名的“藏书之乡”。毛氏家族便在这得天独厚的历史、社会环境里繁衍生息，世代以耕读传家，家风优良。毛晋虽未中科举，没有为官，“却以布衣之身创立了另一番宏图大业，这又是中国文化之大幸。”他勤学苦读，为人良善，酷好交游。这些都为汲古阁的形成和延续提供了文化积淀。

　　接下来，作者又以《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虞乡杂记》《借月山房汇钞》《明僧弘秀集》为例介绍了毛氏的丰富著述，意在说明毛晋及其后人不仅是收藏家、书商，也是有创作、有研究的文人。这也是汲古阁书业兴盛的主观因素之一。

明《汲古阁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藏、刻、抄、校一体化研究

　　该著作最核心部分即最显著的学术价值，是将汲古阁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系统考察。

　　作者指出：“藏书、刻书、抄书、校书，四者以书为枢纽，构筑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一说法一语中的。在这部著作中，读者既可看见毛晋及其子孙五代人绵延不绝的藏书事业，亦可领略“毛氏锓本走天下”的盛况，更能一睹“毛抄本”作为文献瑰宝的惊人面貌，还可体察“毛校本”作为校勘典范的精审之力。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深入剖析了四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藏书为刻书提供底本，刻书促进藏书的利用与传播，抄书弥补刻本之不足，校勘则贯穿于藏书、刻书、抄书的全过程，将前三者贯通起来。四位一体，使汲古阁远远超越了普通收藏或刻印出版的模式。作者对此充分肯定，详尽梳理，使得该书重点突出，逻辑清晰。

　　汲古阁藏书多，刻书和抄书亦很有规模，收集、整理、研究这些珍贵的古籍难度相当大。为此丁延峰耗时近二十年，呕心沥血，走遍大江南北、两岸三地，还赴日本静嘉堂，从多家公共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处获观大量汲古阁藏本、刻本和抄本的影像资料和实物。通过大量目验与触摸，作者整理出毛氏旧藏宋刻本一百二十六种、元刻本七十八种、明刻本一百八十七种、抄本一百四十九种，并对其递藏源流、版本性质一一考释。这种系统性一体化研究揭示了汲古阁书业规模的盛大，也为今日之读者和学界提供了阅读、研究的可信赖资料和底本。

　　翔实考证出新见

　　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作者用一个个翔实的案例支撑起宏观的研究框架，提出诸多新观点，解决了汲古阁研究中一些莫衷一是的难题，比如关于毛氏影宋抄本问题，传统看法是“覆写”，即将钞纸蒙在底本上依样勾画。实际上，作者通过目验多部毛氏影抄本，得出结论，所谓“影抄”有两层意思，一是仿写，二是覆写。覆写的抄纸必须很薄才能透写出来，再者这样会严重损害底本，明末时期的宋元刻本已经很少，藏书家一定是十分珍惜，不舍得糟蹋。

　　通过调取多部影写本，丁延峰发现很多不是依样覆写，更多的是采用将抄纸与底本分开的临对法抄写。其后作者又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目验多部影写本，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再如光绪七年（1881）淮南书局摹刻毛扆第四次校样本《说文解字》时，诸家迻录毛扆校跋时均出现了异文或讹误。2020年底，作者斥资万元购得局本，得以一一核对，方得毛跋真容。书中类似的考证很多，解决的问题很多，足见作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也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当年毛晋筑汲古阁，意欲“汲古人之精神，传后世之薪火”。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做到了。今天，丁延峰教授以近二十年之功，用力、用心为汲古阁立传，这是在毛氏功业基础上另一种形式的汲古传薪。从“汲古阁”文化到“汲古新帙”，丁延峰演绎了对典籍的敬畏与对文化传承的担当。在古籍保护与文化两创背景下，每个学人都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珍藏保护古籍文献，还要活化、利用之，才能让其真正焕发生机，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毛晋以一人之力使“毛氏之书走天下”，而丁延峰教授的这部新著，研究系统、考证扎实，将汲古阁文化全面、立体展示出来，是一份十分厚重的学术成果，必将被文献界重视，泽被学林。文化的薪火，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传承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