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伟（河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河上花图》卷是八大山人晚年创作的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经典代表作。此卷高47厘米，整体长度接近19米，其中画心部分超过13米，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不久前，这幅稀世名作首次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全卷式展出，让观者得以感受300年前那场笔墨与心象交织的独特艺术魅力。

《河上花图》卷局部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本名朱耷，系明朝宗室后代。他将中国写意花鸟推向新的高峰并对后世写意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以秃笔篆意创造了独树一格的“八大体”。石涛曾以“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称誉之，黄宾虹称八大山人书法第一、绘画第二，亦非虚辞。《河上花图》卷尾的《河上花歌》，正是“八大体”简远书风的典范之作。

　　“八大体”书法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篆籀的笔意融入行草之中，吴昌硕曾用“笔如金刚杵”来形容其笔力的沉雄有力。八大山人晚年善用秃锋，一改早年棱角分明的方硬之态，风格趋向圆简朴茂、浑厚内敛。如“郎”“斜”等字的长笔，简洁圆融，提按合度，并无过分夸张的粗细对比；行笔多用中锋，笔锋始终居于点画中心，线条饱满圆劲，富有弹性和立体感。转折处用“折钗股”之法，圆转流畅，不露圭角，“蕙”“团”“带”“荷”等字可为明证，其在视觉上形成圆转流畅且撑满画面的包容感，使整个字体雍容大度、简约宽博。此种笔法被八大山人运用于行草，一扫明末帖学末流的轻滑靡弱，使线条呈现出金石般的韧性与质感。

河上花歌 八大山人

　　“笔断意连”亦是《河上花歌》用笔的显著特点。八大山人刻意打破笔画间的连贯映带，采用断笔却似相连的形式，让画面在视觉上显得简洁、纯粹且富有空灵感，这与他早期笔势连贯的行草书形成鲜明反差。以“六”“般”“腹”等字为例，笔画之间看似断开，实则气息连贯。八大山人正是通过这种笔断意连的手法，营造出笔简意远的审美效果。

　　八大山人晚年书法作品常出现“右上凸起空间”，这种空间指的是作品转折处由两段近似弧形曲线组合，向右上方凸起形成的区域。此类空间造型在作品中形成大面积留白，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河上花歌》全文249字，具有右上凸起空间特征的字例多达50余处。这些凸起空间在单字中或呈封闭型、或呈开放型空白，与字内其他余白及笔画形成鲜明对比。大面积字内空白带来空灵简约的美感，似乎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量。八大山人四周留白的构图，与“右上凸起空间”共同构成了其空间意象，成为其独步古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单字四周留白主要通过偏旁部首的上下左右移位来实现，如“河”“醉”“擎”“会”等字。“河”“醉”二字通过左右部分的上下移位形成左高右低之势，生成左下与右上空白；“擎”“会”则通过上下部分移位产生左下空白。这些空白与笔墨相互呼应，形成一阴一阳、一黑一白的对比，营造出独特的美感。

　　从整体章法来看，《河上花歌》展现出一种冲淡平和、不激不厉的气息与节奏，这得益于其独特的笔画连贯方式。仔细分析这幅作品，会发现笔画相连的情况很少，整幅作品中只有“怜余”“天外”“百余”三组字是实连的；而意连和形连则贯穿整幅作品，成为其主旋律。以第五行“到牵牛望河”一组为例：“到”之末笔与“牵”之首横，虽无丝连，却顾盼有情；“牵”字下半之“牛”与下文“牛”字，以相近字形互为映带，如山谷回音，轻轻回荡；“望”与“河”空间上形成镶嵌咬合，使上下字在无牵无挂中筋骨相连。通篇观之，这种含蓄的贯气方式，节奏既不急促，亦不迟滞，别具蕴藉从容的风度。

　　八大山人在空间节奏的构建上展现出独特创意。以第七行的“斜”字为例，其末笔竖画被刻意拉长，纵向空间因此得到扩展，如同荷梗从水面直立生长，打破了原本均匀的字距带来的单调感。全篇中，纵向拉长的笔画仅出现六处，使用得恰到好处。这种克制的空间布局，让整幅作品呈现出平和静谧的气息，既不过分张扬，也不显得局促。这种处理方式也成为“八大体”风格的标志性特征。

　　笔墨之“简”，通向意境之“远”。八大山人简化起笔和收笔动作，褪去早年躁气，使线条呈现出质朴圆融、天真稚拙的美感。篆籀线条圆转流动，内部蕴含张力与韧性，让人感受到超越技法限制的生命力。笔断意连的用笔方式，营造出疏朗、简约、悠远的审美意境。右上凸起空间和四周留白，传递出超越技法层面的空灵超脱之感，这仿佛是八大山人历经家国之痛、尘世纷扰后，灵魂的宁静与坦然。这既是他对生命意境的诠释，也是其现实情感的抒发。《河上花歌》通过“有意味的形式”，以平和的气息节奏传达书家思想情感，展现审美主体精神境界，塑造出造型独特、姿态各异的审美意象。这些意象共同表达出八大山人晚年参透人生真谛、生命回归本真的思想境界，这正是其作品传达出的简远意蕴。

　　八大山人的简远风格不仅体现在书法作品本身，还深刻影响了他的绘画创作，形成了“书法与画法交融”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简”并非简单，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通过平和的节奏传达出深沉的情感。作品中的留白和虚淡笔触，为观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荷花在佛教中象征着清净无染，也代表着从烦恼中解脱的智慧。八大山人在创作中巧妙地将荷花的“实相”与“无相”相结合，这与他的书法艺术相呼应：书法形式简洁，但精神内涵深邃。八大山人疏疏朗朗的字迹，漫不经心的布白，在实有与空无之间构建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艺术世界。

　　细看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可以发现画中的荷花枝干、山石轮廓、兰叶筋脉，均采用中锋圆转的笔法。荷茎挺拔直立，线条简洁纯厚，这与《河上花歌》中“斜”字末笔的长竖极为相似，都运用了中锋行笔，线条圆劲挺拔，简洁中透露出无限的生命力。石头的皴擦同样以圆转笔法勾勒，线条婉转流畅，毫无生硬之感，仿佛是用书法的笔触在纸上自然书写。画中的荷花枝干，每一根线条都蕴含着独立的美学意义，既是荷花枝干的轮廓，又如同书法的点画，在八大山人的笔下，绘画与书法完美融合。他将篆籀笔法的圆劲、凝练，从书法移植到绘画，使二者在笔法层面达到高度统一。于是，画中的荷茎不再是单纯的植物构造，而成为具有生命律动的书法线条；书法中的长竖也不再仅是笔画结构，而化为荷花的枝干。这种“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双向融合，在《河上花图》与《河上花歌》的并置中获得了完美呈现。正是这种双向融合，使其书法与绘画在晚年达到高度一致的简远风格。

　　由此，我们得以深入理解八大山人艺术理念中“简”与“远”的真正意义。“简”体现在笔法简洁凝练、造型高度概括、节奏平稳舒缓；“远”则表现为意境深远、精神超脱尘世、生命态度旷达，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在《河上花图》卷中，山石嶙峋、荷叶茂盛，书迹冲淡平和、不激不躁，这既是自然景象的真实描绘，也是八大山人内心世界的延伸。他不再执着于物象的精细摹写，亦不再纠结于法度的束缚，而是以一颗纯真之心，让笔锋在纸上自由挥洒，使线条成为灵魂的直接表达，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这正是八大山人艺术精神的体现：愈简愈远，愈淡愈真。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