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克俭（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周巍峙（1916—2014），江苏东台人。1930年进入上海《申报》馆做练习生，1931年任《申报》图画周刊部秘书。1935年起，先后加入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词曲作者联谊会、歌曲研究会等进步音乐社团，并筹建及主持新生合唱团，参与上海救亡歌咏运动。1936年，编辑出版了抗日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1937年奔赴山西前线，任八路军学兵队音乐教员。1938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1944年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助理员、文工团副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及音乐系主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主持编纂《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主编《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等。

周巍峙是一位赤诚的文艺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街头开展救亡歌咏活动，在敌后首次指挥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黄河大合唱》；抗美援朝时，他创作出振奋人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新中国成立15周年，他参与组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巍峙也是一位对民族文化满怀深情的学人，改革开放后，他主持推动民间文艺抢救整理浩大工程，躬身扶持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近百年的艺术人生里，他始终扎根大地、心系家国。

在周巍峙诞辰110周年之际，再次品读他的人生历程，不仅是追忆一段过往、缅怀一位长者，更是借此重温一代人怎样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命运，怎样在风云变幻中坚守初心、健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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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和老伴王昆。李治平摄 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巍峙编《中国呼声集》 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巍峙著《年方九十》 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巍峙著《文艺问题论集》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以歌为刃

歌声就是我们的武器

1916年，周巍峙出生于江苏东台。幼年时家境普通，他未曾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时事风云骤变，山河破碎的惨状映入年少的周巍峙眼帘。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平津沪宁各地，救亡呼声响彻云霄。一批富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艺术家近乎一致地察觉到：中国已然处于最危急的关头，艺术再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仅是风花雪月，而应当成为凝聚大众、唤醒民心、抗击外侮的锐利武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逐渐形成了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热潮。周巍峙以音乐人的身份汇入人潮，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6年，他加入了于上海组建的歌曲作者协会，1938年初当选为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执行委员，成为推动这场全民救亡歌咏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歌声就是我们的武器。”这是周巍峙后来回忆过往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真切质朴的话语展现出那一代音乐家的本色。在他看来，好的音乐并非技巧的铺排，亦非流派的自诩，更非个人的雅兴，而是可以直抵心灵、唤醒良知、激昂斗志的精神力量。自上海至西北，从后方至前线，周巍峙组建歌咏队，编印出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奔走教唱，乐此不疲。在聂耳精神感召下，他还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等充满激情的抗日歌曲，将一首首激荡人心的战歌，传送到工人、士兵、学生和民众之中。1938年11月，他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把音乐抗战的火种播向华北大地，激励全体军民的抗战意志与勇气。

周巍峙深知，一首歌一旦被千万人同声唱起，就不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一种意志，一种信念，一种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那简洁凝练、淳厚响亮的歌声，蕴含着千钧之力。《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经由他们的传唱，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阡陌，从后方腹地到抗日前线，音乐唤醒着民族意识、汇聚着抗击侵略的力量，形成“凡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盛况。

周巍峙的创作个性正是在这火热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寻求复杂和声，不沉溺于西化技巧，秉持通透、清晰、有力的大众路线，让普通人爱听、易懂、想唱、能传。这种创作追求，是战斗生活的写照，也是把文艺作为武器的清醒自觉。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斗志昂扬。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十六团五连指导员麻扶摇在连队举行誓师大会前创作出征誓词，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将其润色后，在报道中引用。阅罢歌词的周巍峙，乐思奔涌，迅即谱上旋律。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歌曲韵律明快，语调高昂，既有军人的果敢坚定，又含百姓的殷殷热忱；既有捍卫家国的勇毅决绝，又有守护和平的荣光磊落。不久之后，这首朴实刚劲、豪迈嘹亮的战歌传遍了神州大地，可谓家喻户晓，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具标志性的歌曲之一。在抗美援朝战斗前线，它宛如冲锋的号角，激励着志愿军战士奋勇向前、英勇歼敌；在后方，它凝聚起全民参与抗美援朝的强大力量。70多年过去，战火硝烟早已消散，而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等场所，前来缅怀先烈的人们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一首歌曲为何能具备这般长久的生命力？那是因为周巍峙把自身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最为炽热的情感，全部融入这短短几行旋律之中。他用作品不断印证和践行着“歌声就是我们的武器”的艺术信念，展现着初心如磐的革命理想和刚健壮美的审美追求。

以艺铸史

把人民的奋斗搬上舞台

青年时期的周巍峙，把歌曲当作武器，凸显文艺的战斗特质与群众属性。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把人民的奋斗搬上舞台，把民族的历史凝成艺术”。凭借宽广的艺术眼光和杰出的组织能力，他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将民族历史和时代精神呈现于舞台之上。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人民大会堂上演。这部规模空前的舞台艺术杰作，汇聚了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整合了合唱、舞蹈、朗诵、器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景式再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程。周巍峙身为这台演出的重要组织者和艺术负责人，自始至终参与整体构想、章节方案、节目编排以及艺术统筹事宜。面对庞大的创作群体与浩繁的艺术内容，他以极强的协调能力、严谨的艺术态度与开阔的审美视野，确保了作品既保持历史的厚重庄严，又充满艺术的灵动生机；既彰显国家气魄，又饱含民间温度。

在创作阶段，周巍峙一直秉持两条准则：其一为尊重历史事实，其二为尊重艺术法则。他提出所有内容都要尊重历史事实，彰显革命精神，防止虚构或过度渲染，并且着重指出艺术展现要生动且有感染力，规避刻板说教和概念化表述。基于此，他广泛汲取民歌、民间舞蹈、革命历史歌曲等艺术要素，使舞台洋溢着浓厚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从《松花江上》的悲怆苍凉，到《南泥湾》的清新悠扬；从《保卫黄河》的雄浑磅礴，到《东方红》的深情赞颂，每一段乐曲、每一支舞蹈、每一句诵读，都汇聚着集体的才智与时代的情怀。

《东方红》的成就，不仅在于场面宏大、技艺精湛，更在于它首度以舞台艺术的方式系统呈现革命历史。它不只是一部文艺作品，更是一场国家典礼、一次精神汇聚、一种文化认同。在组织创作过程中，周巍峙使众多分散的艺术资源凝聚成史诗般的恢宏气象，让艰辛的奋斗征程转变为可感可知的舞台经典。这部作品历经数十年依然常演不衰，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不朽丰碑，也成为周巍峙艺术生涯中最为耀眼的成绩之一。

改革开放后，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周巍峙再次肩负重要使命，主导创作另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中国革命之歌》承续《东方红》的史诗特质，融合歌舞、诗词、戏剧、诵读、雕刻、画作、声光、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注入新时期的艺术观念与时代氛围，在艺术归纳自鸦片战争至改革开放近百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同时，凸显改革开放的旺盛活力，是符合时代需求的高水准艺术佳作。和《东方红》相比，《中国革命之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更加多样，在思想蕴含上更加宽广，既秉持红色基因，又凸显创新精神。周巍峙在年逾古稀之际，仍站在创作前沿。从方案研讨直至细节雕琢，从演员调度到舞台展现，他对各项事务都细致入微、亲力亲为，凭借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打造这一艺术工程。

在组织创作两大史诗的过程中，周巍峙以谦逊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坚定的立场，团结了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共同完成了对民族历史的艺术书写。他充分尊重每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善于吸纳不同意见，凝聚各方力量。他深知，史诗级作品绝非一人之功，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人民的奋斗搬上舞台”，在他这里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的舞台精品艺术实践。文艺既要记录历史，也要引领精神；既要凝聚国家力量，也要滋养人民心灵。这种宏大而温暖的艺术追求，使他的创作具有了穿越时代的持久价值。

以根立魂

民族艺术的根在人民之中

改革开放后，周巍峙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代部长、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等领导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一直以艺术家的情致、学者的严谨、实践者的务实来对待文化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理念。其中最为主要，且最能体现其思想深度的，便是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民族艺术的根在人民之中。”

周巍峙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活力并非在高楼大院，而是在民间乡野；并非在效仿他者，而是在自身传统。不管是民歌、民乐、戏曲、舞蹈，抑或是曲艺、美术、手工艺，所有具备长久生命力的民族艺术，都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负载着民族的情感记忆和审美基因。基于这一深刻认识，他始终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发掘、梳理与传承，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当作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其倾力主导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文艺收集整理工作有条不紊地铺展开来。大量面临失传风险的民歌、民乐、地方小戏、民间舞蹈被记录下来，众多优秀民间艺人得到支持与帮扶。他曾多次深入乡野、走到基层，亲身调研民间艺术的生存状况，倾听民间艺人的内心想法和真实感受，坚决反对轻视民间艺术、盲目尊崇外来形式的错误做法。在他看来，文化自信首要的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怀有自信，对民间艺术这片肥沃土壤持有自信。舍弃民间传统，便等同于切断文化脉络；忽视人民创造，便等同于丧失艺术之源。

对于戏曲艺术，他更是用情尤深。戏剧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舞台表演艺术，将唱念做打、诗乐舞武融合为一体，蕴含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审美意趣和生活愿景。在多个历史时期，戏曲都曾遭遇冲击，甚至被边缘化。明清交替之际的战乱使戏曲艺人四处漂泊，创作和演出陷入停顿；清朝中晚期的禁戏约束了戏曲的创作、演出与传播，导致其影响力降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新兴文娱形式的出现，让戏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机的快速普及，戏曲观众数量大幅减少，一些古老剧种仅剩下极少量的老年观众，甚至出现“戏曲危机论”“戏曲消亡论”。周巍峙一直秉持着自己的原则：保护戏曲并非保守刻板，而是捍卫民族文化身份；发展戏曲不能盲目西化，而须遵循自身艺术规律。他倡导在稳固本体、稳固文脉、稳固观众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守正改革，抵制一刀切、运动式、破坏性的所谓的“改革”。正是这种稳重、理智、尊崇历史的文化观念，让众多传统剧种得以维持生机，为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

在文艺团队建设和人才培育方面，周巍峙秉持德艺双馨的准则，既看重艺术人才的专业水准，更注重品德涵养；既激励艺术改革，又强调坚持正确价值取向。他关注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发展，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路径，抵制浮躁虚华、急功近利的文艺氛围。他常讲，文艺工作者首要的是做人，其次才是作文、学艺、演戏。唯有内心纯净、情感深厚，方可创作出触动心灵、流传长久的作品。这种质朴且深刻的文艺伦理观念，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

周巍峙凡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民众的文化需求。在规划文化政策时，他要求，既关注国家文化整体形势，又考虑基层实际；既促进高雅艺术进步，又注重群众文化推广。在他的理念中，文化并非少数人的高端享受，而是要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滋养；艺术并非孤立的形式化游戏，而是汇聚社会共识、浸润人民心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艺术的根在人民之中。”这不单单是一种理性判断，更是其文化治理实践的行动指南。

周巍峙所进行的理论思索，质朴凝练、直抵内心。他的讲话、文章以及书信里，留存许多深刻且精练的艺术观点。他暮年主导编纂《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引领10余万人历经30年完成这套共计4.5亿字的民族民间文艺“万里长城”，以行动践行着自身的艺术观念。他着重指出，文艺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要歌颂光明、批判丑恶、温暖人心、启迪精神。这些看法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对艺术法则的深入理解，对时代任务的清晰认识，对人民立场的坚定秉持。

耄耋之年的周巍峙，仍旧参与文艺活动，为年青一代指引方向，为文化建设提出建议。他一直留意民间艺术的生存状况，关切戏曲、民乐等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多次告诫后来人要守住文化根基。在生命临近结束时，他心里惦记的仍旧是人民文艺的前景和民族文化的赓续。他切实履行了生命不停、拼搏不止的承诺，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文艺工作和人民大众。2001年，中国音协授予他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山河为谱，岁月成歌。

在近百年的人生旅程里，周巍峙饱经风雨，始终坚守着初心，未曾改变本色。和他一同工作过的人，不管是文艺工作者，还是机关领导同事，都对他为人谦逊、作风质朴、胸怀宽广、廉洁奉公的品质称赞有加。虽然周巍峙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但是他的创作还在传唱，精神仍在延续，风骨依然留存。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