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贺文萍、杨玉鑫（分别系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10月1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同日，埃塞外交部宣布一名埃及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埃及方面也作出回应，宣布一名埃塞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48小时内离境。

　　自9月“复兴大坝”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以来，地区矛盾爆发已有迹象。埃及一直将埃塞视为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中的主要对手，并日益将其视为红海安全的战略竞争者。与之相对，埃及与厄特在红海安全议题上利益高度重合，近年来双边关系不断拉近。

　　“复兴大坝”争端再起

　　9月9日，非洲最大水电站“复兴大坝”在埃塞西北部本尚古勒-古马兹州竣工。“复兴大坝”位于尼罗河两大源流之一的青尼罗河上，靠近埃塞俄比亚与苏丹边界。2011年4月，埃塞俄比亚启动大坝建设，预算高达48亿美元。大坝宽1.8公里，高145米，库容达740亿立方米。

　　在埃塞举国欢庆工程完成的背后，则是尼罗河下游国家埃及和苏丹的不满和抗议。9月中旬，埃及水资源与灌溉部长哈尼·塞维拉姆称，埃塞“复兴大坝”竣工并不意味着埃及接受既成事实，埃及绝不允许任何人控制该国人民的“生命之钥”尼罗河。此番表态再度将“复兴大坝”争端推向国际舆论焦点。实际上，从更广阔视野来看，围绕“复兴大坝”与尼罗河水资源的争端不只关乎水本身，更在地缘政治层面折射出各国围绕该地区主导权的博弈。

　　埃及和苏丹依据1929年和1959年英国殖民时期主导签署的相关协议，主张对尼罗河的“历史水权”，特别是保障埃及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历史性使用权”（规定埃及可获得尼罗河水90%的年用水量）并禁止上游国家开发影响下游流量的水利项目。而作为上游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则否认“历史水权”的合法性，要求重新分配水资源份额。

　　在青尼罗河修建大型水电站是埃塞长期以来的梦想。2011年，“阿拉伯之春”让埃及国内政局陷入动荡。埃塞俄比亚则宣布启动“复兴大坝”建设，于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坝蓄水，并最终在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

　　自“复兴大坝”启动建设以来，埃及和埃塞之间围绕大坝及尼罗河水资源分配的争端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三国围绕大坝问题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先后经历了三国直接谈判、美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谈判，以及非盟主持阶段。谈判中，埃及通过军事威慑、推动大坝问题国际化、与苏丹联合军演等方式施压，但未能迫使埃塞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当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争端的核心在于：埃及要求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建立常态化争端解决机制，确保在干旱年份流向埃及的水量，埃塞要与埃及、苏丹共享水文信息并协调运营。而埃塞倾向于签署具有指导性的总体协议，将具体问题通过经常性、动态性的谈判解决，并坚持单方面管理大坝，拒绝与下游国家协调运营。关于“复兴大坝”的谈判已于2023年12月停止。今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还多次表示愿意参与调解，但至今谈判仍未重启。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复兴大坝”建成不到半个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便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9月20日，7个反对派和武装团体宣布组建新的反政府联盟，其中包括2022年11月与埃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连日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联邦政府军在提格雷、阿姆哈拉和阿法尔三个地区交界地带交火，战事不断扩大。而埃及方面此时重提“埃及绝不允许任何人控制尼罗河”，自然含有借机向埃塞阿比政府施压之意。

　　“复兴大坝”及尼罗河水资源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水资源本身，更折射出各国对发展权、规则制定权及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博弈。

　　埃及是尼罗河流域的主要大国，被称为“埃及母亲河”的尼罗河水关乎埃及存亡（埃及全国90%以上用水来自尼罗河）。埃及把尼罗河水资源划定为国家安全红线，甚至多次警告水安全危机可能演变为地区冲突。埃塞则认为，所谓埃及拥有的“历史水权”和英国殖民时期主导签署的相关协议并没有邀请埃塞参与谈判，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框架之上的水资源安排。这一“历史水权”安排忽视了上游国家的发展权利，与现代国际法所强调的跨境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符。

　　而在发展权与规则制定权对弈的背后，是埃及与埃塞两个地区大国在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反映，而且这一博弈已经从尼罗河流域扩展到了红海海域。随着复兴大坝的建成并运行，埃塞正在崛起为东北非地区的能源枢纽。而一旦周边国家开始依赖埃塞提供的廉价电力，这种能源枢纽地位就将转化为政治资产和地区影响力，并对埃及在该地区的长期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为推进埃塞成为地区强国地位的进程，埃塞还积极寻求红海出海口，这也加剧了埃及和埃塞两国间本就紧张的关系。2023年10月，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议会演讲中表示，埃塞必须获得红海出海口，甚至暗示不排除以战争方式获取。此后在多个场合，阿比都发表过类似言论，强调海洋通道对埃塞而言是“生存问题”。

　　埃塞寻求出海口

　　阿比政府还很快就将表态付诸行动。2024年1月，埃塞与索马里分离地区索马里兰签署谅解备忘录，租用索马里兰红海沿岸20公里土地，并获得柏培拉港50年使用权。此举引发索马里政府强烈反对，认为协议侵犯了索马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召回驻埃塞大使。虽然埃塞最终于2024年12月在土耳其斡旋下签署《安卡拉宣言》，宣布尊重索马里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两国关系已很难恢复如初。

　　此后，埃塞将目光又转向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该港距离埃塞仅40公里，是距离埃塞最近的港口。因担心被埃塞武力占领，厄特在靠近阿萨布港的阿法尔地区部署重兵，两国在边境集结大量军队。出海口问题、两国长期领土争端，以及埃塞未邀请厄特参加结束提格雷冲突的《比勒陀利亚协议》的签署等问题，使得两国矛盾达到顶点。

　　埃塞阿比政府上述表态及行动引发埃及和周边国家的警惕与不满。红海和非洲之角是埃及重要的战略延伸与安全屏障，红海北侧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是埃及重要的财政收入。埃及担心埃塞同时掌控尼罗河水和红海航道，因此利用埃塞寻求出海口与地区国家关系恶化的契机，加强与索马里、厄特、苏丹等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合作，对埃塞进行“战略包围”，以迫使埃塞在“复兴大坝”争端中让步。

　　2024年8月，埃及与索马里签署军事合作议定书，两国开通直航，并在当年8月、9月和11月三次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同时决定向索马里派遣士兵，作为非盟索马里支持与稳定任务的一部分。2024年10月，埃及、厄特和索马里三国领导人在阿斯马拉举行会晤，强调维护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晤标志三国组建了“反埃塞联盟”。埃及还与苏丹武装部队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是苏丹武装部队的重要支持方。苏丹作为尼罗河中游国家，其立场在“复兴大坝”问题中同样有着重要影响。此外，据外媒报道，埃及还长期通过苏丹支持埃塞反政府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复兴大坝”争端还引来了域外大国的入局。如美国就多次介入调解，2020年曾联合世界银行主导谈判，方案对埃及相对有利；后续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利用大坝议题拉拢埃及，甚至曾扬言要助力埃及轰炸大坝。这种非建设性的大国介入无疑使得“复兴大坝”争端和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更加尖锐，并使得水资源矛盾和原有安全风险相互传导，放大东北非地区的整体不稳定性。

　　总之，“复兴大坝”争端并不是单一的水资源问题。它所在的非洲之角地区长期动荡，地区国家间关系时常反复，相互支持对方国家反对派，外部国家干预严重。当下，埃及、埃塞两国政府均面临巨大国内压力。对阿比来说，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被国民认为是放弃国家尊严。“复兴大坝”承载着埃塞民族复兴的梦想，是全民发行债券和募捐建成的，阿比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对埃及总统塞西而言，尼罗河水关乎埃及存亡，任何让步都会被看作是投降。随着地区动荡加剧，这一争端恐将长期持续。

　　对埃塞、厄特和埃及等各方来说，还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也已敦促三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5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