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佳德（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

　　“变化”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对关联道器、贯通体用、和合天人的重要范畴。《说文解字》中从字源上解释，“变，更也”，“化，教行也”。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变”多指向显著、剧烈、可见的形态更易，“化”则意味着潜隐、渐进、内在的本质跃迁。“变”与“化”相互渗透、彼此促成，是一种变革日新、守正创新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哲学，昭示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辩证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深厚的“变易”智慧。《尚书》中“作新民”、《诗经》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老训示，早已展现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哲学自觉。被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其核心精神正是“变易”。《周易》有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处于生生不息、永恒流变之中，没有任何僵化教条可以拘守。《周易》中的系辞排列遵循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逻辑，将“变通”视为生命延续与发展的内在法则。

　　天地自然的演变是一个大化流行的生生过程，万物皆在“变”中更新，在“化”中积淀。《周易》有言：“化而裁之谓之变。”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解道：“阴阳变化，而相裁节之，谓之变也。”这意味着，“化”是自然而然的、连续性的生化过程，而“变”则是在此基础上，因时裁节、显现为显著转折或新形态的关键节点。《荀子》在论及君子之道时提出“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将变化相继视为宇宙的根本德性。张载也指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明确区分了二者显隐、顿渐的不同态势。王夫之则进一步发挥，将变化与日新合为一个范畴，指出：“变者化之迹，化者变之成”，“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认为“变”生于“化”，是“化”之积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

　　中国哲学中具有本体意义的“道”，是统摄“变”与“化”的动态法则。儒家立足人文世界，主张与时偕行，穷变通久。《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过人文之“化”参赞天地之“变”。儒家之“道”，正是在人伦日用中通过礼乐教化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演进。道家则以“自然”为核心，崇尚万物之自化，警惕违背自然本性的妄为之“变”。老子谓“反者道之动”，指出“道”在循环往复中展现其变化；庄子言“万物皆化”，强调安时处顺、与时俱化，包含了一种高超的应“变”智慧。道家之“道”，体现为天地万物在无为而无不为中的自然流行。儒道两家进路虽有不同，但都将宇宙人生视为动态过程，主张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心智觉悟与实践调适来应对变化、参与大化。

　　概而言之，这种“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思维方式，既关注现象之骤变，更洞察本质之渐化。在此思维框架下，中国哲学的主流趋向注重自然与人文的协调，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从而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绎生生不息之常道。

　　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

　　中国哲学的“变化”观，不仅是对宇宙天人的整体性、动态性与连贯性的抽象体认，而且孕育出“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和顺导智慧。

　　“因时而变”体现了主动把握历史进程的担当精神。“时”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是物理时间，而且蕴含趋势、契机的“时机”之义。儒家将“变通”与“时”紧密相连，追求在变动中确立人文秩序。《周易》讲“变通者，趣时者也”，就强调一切变革必须顺应时代趋势。《中庸》倡导“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即依据具体情境动态地把握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本身就是“因时而变”在伦理与实践中的体现。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将此思辨化，主张变化必须遵循普遍的“天理”。朱熹通过“格物穷理”的学说，探究事物变化背后的“所以然”，以期统“理”御“变”，在纷繁现象中达到“泛应曲当”的境地。其核心主张在于主体应时刻审度时势变迁，在顺应时势中坚守根本价值。

　　如果说“因时而变”侧重于对时间维度上机遇的把握，那么“应物而化”则凸显了顺应规律、循理而动的实践理性。“化”不同于强制性、对抗性的“变”，更倾向于循序渐进的转化与生成。比如，庄子讲的“物化”，主张主体与外界随物而变、顺应事物本性而实现转化；荀子讲的“化性起伪”，强调通过教化引导人性向善的方向转化。再比如，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如佛教）的吸收融合，不是生硬取代或对抗，而是经过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亦是“化”的典范。“应物而化”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丰富实践中，它要求实践主体在深刻洞察事物的本质、矛盾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以最小阻力、最高效能推动事物向预期方向转化。这是一种避免主观盲动，强调主客观的统一，追求动必缘义、行必顺理的境界。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变化”观经历了重大转化。在西方力量的冲击下，冯桂芬、王韬都主张“器变道不变”，郑观应也讲“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之洞乐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意识。这些探索虽有其特定历史局限，但亦可视为在文明剧变中“因时而变”与“应物而化”相结合的一种艰难探索，反映了在守护文化主体性（“道”“体”“本”）与接纳技术制度之“变”（“器”“用”“末”）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层思维结构。这种“变”中有“常”、“化”不离“本”的运思，正是中国哲学应对时代挑战时的价值坚守。

　　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

　　中国哲学的“变化”观，在主动的担当精神和历史实践中，演化出“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蕴含着深具辩证品格的实践理路。变化不可避免，因此应以渐进涵化之功驾驭之，使革新不失秩序，转化不失根本。

　　就个体修养言，《大学》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示人自新之道，孟子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将人格成长视为日积月累的转化过程。个体在世事纷纭中，以学问省察自化其偏、感化万物，方能守定方向、从容应变。此种修养非求一朝顿悟，而重渐次涵养，正合“化”之精义。

　　社会治理尤重“因革损益”之序。历代制度更迭多取渐变之策：汉承秦制而改苛法，唐循隋规而调官阶，皆在“变”中保留“化”的连续性。张居正变法虽力主改革，仍依托“通变”话语，以试点调适为主，避免社会的急骤动荡。历史上的乡约、族规、礼俗之演化，更是“化”的典范——伦理规范经教化浸润，“以化辅变”，缓慢而稳固地塑造社会，较法令强制更具韧性。

　　在国家应对层面，“变化”观为决策提供审时度势的框架。汉唐处理边患与外交往来，无不察“变”之机，又审“化”之效，以和亲、互市、设郡、交融等渐进方式消化冲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通婚，自上而下地推动制度改革，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亦为“以化御变”之例。此种思维，使国家在重大转折中既能主动求新，又能维系文化主体性，避免断裂式震荡。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多重变局叠加。中国哲学的“变化”观，其当代意义至少可从三点见之。其一，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辩证思维，教人在剧变中洞察渐化、在渐化中把握质变，超越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其二，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启示我们审时度势、循理而动，在把握历史契机中保持战略主动；其三，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则提示我们尊重事物节律，以渐进涵化驾驭剧烈变革，使革新不失秩序、转化不失根本。三者相济，既为个人安身立命提供修养之道，为社会治理提供改良之方，亦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共生共进之思。此种智慧，非但属于历史，亦为当下可资汲取的常新之道。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