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泰松（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学创作题材的重要来源。现代文学时期的鲁迅，在《社戏》等小说中书写浙东风俗，独具地方色彩和魅力。当代作家冯骥才，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将天津的民间传奇作为写作对象，“津味”十足。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为当前的非遗书写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具体创作中，有一条路径是对非遗进行知识性呈现，突出技艺描述和地域特色，但会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出现浅层化和符号化。原因在于部分作家把非遗题材文学作品写成了知识性的科普文字。非遗作为民间的传奇和文化，本身就具有某种陌生化色彩，作品中知识的景观化呈现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消费时代读者的好奇心理。但一旦沉溺于知识输出，就可能和行业百科全书并无二致。

　　造成非遗书写浅层化和符号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部分作家缺乏具身性经验。在数字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大为拓宽，秀才不出门就可以通过各类数据库掌握海量素材，感觉不再需要耗费精力深入生活就可以轻松地投入写作。只是，依靠数据库的非遗写作往往只是行业性的资料堆砌。真正的文学作为情感表现艺术，需要作家在写作时融入直观的感受和体验，有直击心弦的感动和触动，从而在文学叙事中将非遗知识内化为作品的内在肌理。“文学是人学”，人的在地感受和具身经验是写出打动人心作品的前提。

　　对于写作者而言，回到具身经验不是一个简单口号。非遗具有强烈的在地属性，与土地的紧密相拥，与人的血肉关系，在历史传承中的曲折故事，这些在数据库中要么难以呈现，要么只是资料性的简单罗列。在重返经验和故乡的过程中，写作者既要摒弃观光式的创作心理，又要向传统经典学习和致敬，将自己的情感和脚下的土地深度链接，探寻非遗诞生的时代背景、传承的整体脉络、蕴含的人文内涵，以及其中彰显出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境界。

　　非遗书写的有效路径还在于以审美自觉意识赋予非遗文化主体性和当代性。作家回到具身经验，寻找对故土风物那份出于本能的强烈叙事冲动，将非遗等传统文化元素作为结构文本的叙事线索和人物塑造方式，有机融入作品叙事脉络，形成新的叙事美学，并以深切的文化关怀来思考深刻的主题。以近年来的创作为例。张晓琴写作非虚构作品《执念》，历时多年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走访故乡甘肃河西走廊等地，记录西北地区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故事。他们的人生大多跌宕起伏，那些长期被遮蔽的生命景观得以在田野中被照亮。朝颜写作散文《古陂的舞者》，也耗时数年深入赣南乡间，对故乡多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深入访谈，从而获得大量鲜活的一手写作经验。哲贵的小说《化蝶》以温州信河街越剧团为叙事背景，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越剧经典的重新编排作为叙事线索，用传统戏曲承载当代的生命思考。哲贵持续以越剧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跟他多年来所生活的“南戏之乡”温州的文化浸润有很大关系。这也构成作家近乎本能的内在叙事动力，正如他在创作谈中说道：“一个从南戏故乡长大的人，写《化蝶》是本能，必须‘会’，而不是‘要’。”其中透露出来的创作观念是，写作往往是一种基于个人精神需要的书写激情，而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趣味。哲贵的越剧书写，是他长期以来不断回望温州南戏的缱绻与深情，它也早已经内化成为作家书写故乡的文化责任。

　　散落在民间的各类非遗，不论是地方戏曲、民间歌谣，还是传统技艺、民俗风情，并非沉睡在历史中的静态之物，而是凝结着民族文化密码，在等待作家以锐意进取的审美创新精神进行文学解码。作家在充分挖掘非遗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性的基础上，更需要在文学叙事中唤醒历史深处的传统文化精神，从中提炼和升华出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并且激活它们在现实时空的生命活力，使之内化成为当代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支点。《人民文学》杂志2026年第7期发表的葛亮长篇小说《鹤春行》，就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这个命题。

　　作品写的是广彩这一项岭南地区非遗的传承与衍变。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在彩绘中有一种名为鹤春的特殊颜料，是小说中司徒家族的独门秘方。小说叙事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广彩作为叙事线索贯穿始终，并以此牵连出近半个世纪的个体爱恨情仇和家国历史、民族奋争。作品在抗战时期广州沦陷这一背景下展开，鹤春技艺的传承人司徒云重在日寇的侵略下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她宁可关闭商行和毁坏祖传的广彩样瓶，也拒绝使用价格更为低廉的日本白瓷，拒绝日本商会的威逼利诱，体现出一位手艺人在战时的家国担当。此外，关于广彩技艺的当代传承，司徒云重并不拘泥于传统，而是转益多师，既吸收古典传统中的山水写意，也学习西方现代的绘画技巧，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完成广彩彩绘艺术的升华。这其实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当代回响。这样的叙事策略既增强小说的叙事张力，也深刻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文学可以表现知识，但文学又不能仅仅是传递知识，还关乎审美、经验、情感和价值，关乎作家的文化责任。这是人类写作与人工智能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面对非遗这一如此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态，写作者理当努力通过在地性和具身性写作，为当代人打开一条通往传统文化的审美通道。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