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

根据网络小说《将夜》改编的电视剧剧照

　　近年来，业界有一种悲观论调，认为风靡几十年的武侠小说，在今天似乎成为一种只能被怀旧的小说类型。看武侠小说的年轻读者越来越少。在实体书领域，出版社极少出版原创武侠小说，发表武侠小说的重要期刊《武侠故事》《武侠世界》《今古传奇·武侠版》已相继停刊。在类型小说网站里有“武侠”的分类，但相对于玄幻、奇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它是边缘化的，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一些雄心勃勃想要恢复武侠荣光的网络作家，也只能把江湖中的行侠故事拓展成异世大陆的神魔大战。竹林中的剑客、白衣飘飘的侠女、纵横江湖的铁血壮士……这些武侠形象已经高度符号化，被化用到游戏、动漫等大众文艺作品中。作为这些符号来源的武侠小说作品，却被不少人遗忘了。那么，武侠小说真的没落了吗？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革？

　　武侠小说一直在不断转化发展

　　长期以来，金庸武侠小说被看作武侠小说的最高峰，但其并非武侠小说全部。武侠小说流派繁多，各有特色。学者汤哲声将中国武侠小说分为技击类和玄幻类，技击类涌现了平江不肖生、白羽、王度庐、金庸等众多作家，玄幻类武侠小说的代表是还珠楼主、黄易以及后来兴起的网络作家们。这一分类厘清了百年武侠小说的主脉，也打破了当前武侠、玄幻、仙侠的类型分隔。

　　照此分类看，所谓武侠小说的“没落”，只是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技击一脉的没落。改革开放后，中国港台地区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大量涌入，迅速占据内地的大众文学市场。但这只是武侠小说传播和阅读的黄金时代，而非创作生产的黄金时代。当时，金庸、梁羽生已经停笔，古龙早逝，武侠小说发展后继乏力，其影响力能延续到21世纪初，多少应归功于影视剧改编。由此，不少研究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武侠小说发展进入“后金庸”时代。

　　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大受欢迎时，中国香港地区的大众文艺便在酝酿巨变。在武侠小说之外，徐克的电影《蜀山：新蜀山剑侠》（1983），马荣成、丹青创作的玄幻武侠漫画《风云》（1989-2014），吸收欧美、日本文艺的表现手法，对武侠文艺进行创新，间接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发展。

　　与金庸同时代的倪匡，吸收科幻、悬疑、灵异、冒险等元素创作的“卫斯理”系列，已然具有玄幻特征，并且他的探索还与金庸有关，“当时我在《明报》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金庸说让我再写一篇，我正考虑是不是再写一篇武侠小说，他提醒我可以写时代背景是当代的时装武侠小说，主角会武功，性格特别一点。于是我开始写时装武侠小说，写到第三篇时，我说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卫斯理’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年”。

　　金庸之后，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家是黄易。他更多受到擅长写斗智、气势等内容的司马翎的影响。1988年，黄易拿着武侠小说书稿到出版社寻求出版，出版商告诉他，武侠小说除了金庸、古龙的，其他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建议他写科幻小说。此后他有意融合科幻、武侠，创造了新类型，按他自己的说法，“科幻叫玄幻，武侠称异侠，并没有做深思”。二者后来被人们都放在了“玄幻”中。黄易的《破碎虚空》《寻秦记》等作品，是武侠、科幻、历史等小说类型的融合。进入网络时代，玄幻类的武侠小说吸纳、转化各种元素的能力被放大，成为一个边界模糊、蕴含多种可能性的类型。

　　从近现代百年武侠发展史看，武侠小说一直在不断转化发展。一代一代的作者不断挖掘新经验，融合新资源，写出新的侠义故事。在以金庸为代表的技击类武侠小说走向衰落时，玄幻类武侠小说却蓬勃发展，这一脉的作者化用新的文艺资源，拓展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格局。

　　武境升级的同时，“侠”的内涵也在转变

　　文学随着时代而变化，类型文学的发展尤其如此。武侠小说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武”与“侠”的变化。

　　“武”往往被理解为武功、招式，是“行侠”的手段。但事实上，“武”还对应着整个江湖世界的等级体系、人物力量等基础环境的设定，可以称其为“武境”。在玄幻、奇幻等小说兴起之后，读者和作者群体中自发形成了对这些小说体系设定的划分，大体上分为“低武”“中武”“高武”“低魔”“高魔”等。

　　这套力量体系看起来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其想象的基准线，取决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科学常识。社会加速发展，使人们的时空体验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下，年轻作家和读者希望借用“金手指”的手法，创造微小的奇迹，获得心灵上的抚慰。很多看似不科学的设定之所以能被读者大量接受，是因为作家与读者建立了一种真实契约：他们在制造不科学之物（例如神、魔之类）时为其建构了自洽的沉浸环境，并化用一些科学常识，让这些奇妙想象对接了读者的日常感受和理性认知。神、魔之类固然是假的，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是真实有效的，作者可以借神魔之类来写人间真正的情义。武侠小说的武境，便这样“合理”地升级了。在武境设定“升级”后，武侠小说能够容纳更多类型元素，转化成更多文艺资源，探索出新的叙事模块来组织故事生产。

　　武境升级的同时，“侠”的内涵也在转变。确切地说，是侠客“下沉”到了民间。“大陆新武侠”代表作家杨叛在2000年发表于网络的《小兵物语》，颇能反映这种变化。该作算是《神雕侠侣》的同人小说，取自《神雕侠侣》第22回中一个小兵的故事。它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这个小兵的平凡生活，他兢兢业业守城，仰慕大侠，也有自己牵挂的人。但在大乱之中，被大侠抛弃。小兵与大侠在此形成了强烈对照，而引起共鸣的是平凡小兵。

　　步非烟在《侠即逍遥》中认为，郭靖这样“为国为民”的大侠固然是必须的，但“侠”的视野可以更加超脱，“敢于在命运天地面前，追求人之尊严的侠客”，达到“与天地同运，与造物同游”的“侠即逍遥”的境地。这一观点引发过争议，但反映了年青一代在新语境中对“侠”的理解。

　　在玄幻类武侠小说中，以“至尊”“仙帝”命名的“侠”，看起来都是在追求个人逍遥的凡人。但他们在“证道”“飞升”的过程中，也会为守护宗门、人族、星球文明而战斗。可以说，“侠之大者”的叙事并未瓦解，只是视角随着凡人而“下沉”了。所谓“凡人修仙”，也是在表现凡人的“行侠”之权。

　　金庸的探索经验与武侠情义的传承

　　武“升级”、侠“下沉”之后，玄幻类武侠小说的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用战斗数值替代了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把升级变成了故事发展的唯一诉求等。这些问题，金庸曾经也遇到过。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探索经验，或许仍能为玄幻类武侠小说创作提供启示。

　　第一个经验，是在“武”的升级中，要注重写出“侠”的精神，写出人间情义。金庸小说中的世界在网络时代被视为“低度幻想”的世界，但在60年代的梁羽生看来，金庸小说中的“神怪愈演愈烈”“充满洋味”。这些新奇内容在报纸连载时，也有一些漏洞，但它们并不让读者感到违和。这是因为金庸在融合各种新的文艺资源时，为传统侠义故事注入了现代精神，塑造了一大批有情有义的大侠。“武”之所以成为艺术，不是因为暴力的碾压感、毁灭性，而是因为暴力所维护的正义之必要、情感之真诚。如果情义消逝，只有攻击夺宝、恃强凌弱，侠就很难立得住了。

　　事实上，玄幻类网络小说中的“侠”仍遵循着传统的侠义精神，包括家国大义、锄强扶弱等。只是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大侠产生了隔膜，更渴望看到有人间烟火气的凡人英雄。他们不是不想做英雄，而是要在承认自我价值的前提下，以凡人的心境做英雄。金庸当年或许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真正的大侠陈近南是戏份并不多的悲剧人物，其弟子韦小宝才是主角。韦小宝身上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欲望，也有普通人的行侠梦想。金庸在此方向上的探索被网络作者延续了，后者在更大的世界设定中写出了许多可爱可信的情义故事。

　　第二个经验，是保持武侠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书写“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相对于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关联更密切，视野也更开阔。当前的玄幻类武侠小说，往往将故事背景拓展到星际宇宙，故事主线是人族与妖族或外星来客的对抗，“人”似乎在这些背景中消失了。这需要作家在更贴近现实的视野中思考社会与人的发展问题。

　　武境升级不会从根本上边缘武侠小说，但放弃“为国为民”而纯粹追求“个体逍遥”，则会动摇武侠小说的根基。侠的内涵变化，虽然反映了人们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变化，但时代仍需要文学作品来召唤“侠之大者”，发挥凝聚共识、建构生命共同体的作用。

　　文随世变，但有情有义的好看故事永远不会过时。武侠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一定时期内凝结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转移到其他小说类型里。我们可以怀旧，因为某些文艺作品寄托着我们的生命体验。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必随某种文艺潮流的没落而失落。因为那些新类型，很可能转化了我们珍视的旧经验，同时也寄托着未来读者的新梦想。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