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瑶丹 夏 悦（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术之在吾乡，犹其在天下也”，地方学术绝非隔绝于“天下”的孤立性知识，其发生与演进深度参与并塑造着国家文化认同的总体格局。元明清时期，以婺学为代表的地方学术谱系按照这一建构逻辑逐步成型，成为地域学术史书写的典范。婺学之肇始，可溯至南宋两浙东路之婺州（今浙江金华）。朱熹首以“婺学”一名，指称吕祖谦之学。逮及元后，经婺州士人反复诠释与层累建构，婺学渐次蔚为大观，终成涵盖金华一郡的地方性学术传统。婺学谱系如何在乡土中生成，又如何与国家正统相连接，恰为揭示地域学术经由“天下”之维而参与更广阔文化秩序建构，提供了理想样本。

　　乡土自觉与婺学谱系的生成

　　元末明初，婺州士人使用“吾婺学术之懿”“吾婺文献之懿”来定位乡邦学术传统，其意在于整合地方学术谱系。王袆指出，南宋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之学分别代表濂洛、事功、经世三脉，范浚、时少章等亦各以文章“为一家之言”；宋末至元中叶，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接续朱子理学，虽各行其教，但终被统合于“吾婺学术”谱系之中。戴良则将“吾婺文献之懿”归为几类：宗泽等“以忠节行谊显”，吕祖谦、何基、王柏等“以道学著”，陈亮、唐仲友“以事功之学而致力”，范浚等“以文章名”，许谦、柳贯等以“雄文俊行”著称。至明中叶，章懋复以婺学统括金华学术，析为“道学”“文章”“功业”三目，将不同学风的乡贤尽数纳入。同时，章懋力倡兴建书院与乡贤祠，并参与编纂《婺乡贤志》等地方文献，以彰显乡贤的道德、事功与文章。成化初年，朝廷允建金华正学祠，祀北山四先生；弘治时期，复准兴建金华乡贤祠。金华同知薛敬之为此编集《金华乡贤祠志》，被章懋大加赞誉。

　　元明清婺州士人反复书写婺学，背后深植强烈的地方文化自觉与继往开来之责。宋濂、王袆曾感叹乡学渊源“不可不勉于继承”；章懋则“欲起婺学数百年后”，以“上接东莱、晦庵之传”，志在力挽乡学衰颓之风，复兴斯道。此等基于桑梓之情的文化担当，是驱动士人反复书写、层层建构婺学谱系的内在动力。他们不止于颂扬先贤往绩，更在梳理地方文脉之际，将自身及后辈一并安放于这一统绪之中，使乡学传统得以代代相承、绵延不绝。

　　婺学谱系与国家正统的对接

　　婺州士人还致力于对接全国性正统，为乡土传统赋予“天下”之定位，从而为婺学赢得制度保障与普世意义。核心策略在于将金华塑造为程朱理学的“世嫡”之地。宋元时期，程朱理学逐步官学化，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元末，柳贯、黄溍梳理“朱熹—黄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传承脉络，称“朱学世嫡”，旨在将婺学与理学道统对接，强调“婺之儒先，独得其宗”。王袆指出，何、王、金、许“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适（嫡）”。通过这一巧妙建构，婺学被悄然提升为全国性道统的唯一承续者。不过，元人修《宋史》时，何基、王柏仅列《儒林传》而未入《道学传》，足见该谱系尚属婺州本地之论，远未获得天下公认。

　　明初，宋濂、王袆以《元史》总纂官身份，将柳贯、黄溍所建构的“朱学世嫡”谱系载入正史。宋濂进一步强调朱学之传“唯金华之四贤续其世胤之正”。自此，“朱学世嫡”经由国史权威的认定，开始从“一地之论”向“天下共识”逐步转化。终明一代，金华士人数度请祀北山四先生于孔庙，然因礼制所限，均未获允。直至清雍正二年（1724），北山四先生才终得入祀孔庙。这标志着婺州士人数百年来自我建构的“朱学世嫡”叙事，最终获得国家政治权力的全面认可。

　　婺学谱系的书写与建构，实质上借用了“天下”的正统观念赋予地方传统以正当性。经由这一话语策略，作为乡贤的婺学士人被塑造为“天下之士”，婺州亦被定义为承袭朱学正统之所在。北山四先生的身份跃迁，正是地域学术谱系争取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认可的典型缩影。由此观之，金华士人建构婺学谱系并非纯粹的地方性行为，而是通过“地方”与“天下”的双向连接，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普世性文化意义。然而，乡土自觉与国家认同之间并非始终协调无间。当金华士人致力于将婺学与作为正统的程朱理学深度绾合时，理学的门户之见便与地域传统固有的包容性生发抵牾。如何在恪守正统的前提下兼容非理学乡贤，遂成为金华士人必须直面的难题。

　　乡土与国家的张力与平衡

　　中晚明以降，王阳明心学迅速崛起，冲击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金华亦深受影响。面对阳明学的挑战，金华士人发起“尊朱辟王”的婺学谱系重构运动。明正德初，金华知府赵鹤编辑《金华正学编》，宣扬吕祖谦与北山四先生为正学统绪。嘉靖年间，应廷育编纂《金华先民传》，将章懋纳入《道学传》。万历年间，唐邦佐重辑《金华正学编》，确立“吕祖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章懋”六先生递传之谱，获得当时理学人士的普遍认可。入清后，张祖年《婺学志》进一步尊范浚为“祧主”，吕祖谦为“鼻祖”，北山四先生为“大宗”，朱、吕门人支派则为“小宗”，统归本于朱子，上承孔孟道统。戴殿江《金华理学粹编》则首次将金华陆王心学门人作为反面加以批判。金华士人一系列愈加激进的“辟王”姿态，既是对国家尊朱政策的主动呼应，也是对婺学作为“朱学世嫡”身份的自觉捍卫。不过，这又与地域学术传统本应兼容并包的特性构成内在紧张，门户愈严，排斥愈广，陈亮之事功学、唐仲友之经制学，乃至以文章名世的宋濂等人，皆不免被推至谱系边缘。

　　这种矛盾直接影响到金华士人对乡贤的选择与定位，范浚、唐仲友等非理学人物由此被重新塑造。两宋之际的范浚，在元至明初的婺学塑造中仅以“文章名世”一笔带过。迨明中叶，章懋道“浚其源者，自先生始”，推范浚为婺学滥觞。嘉靖初，明世宗亲为范浚《心箴》作御注并颁行天下，其由此跻身于全国性理学正统。乾隆年间，浙江督学使雷鋐题匾“婺学开宗”，范浚作为婺学源头的说法遂成定论。纵观范浚地位的升格过程，其实质是以此弥补金华理学谱系“源头”不够久远的缺憾，属门户意识驱动下的主动建构。

　　与范浚“升格”形成对照的，是唐仲友的“隐没”与“重现”。唐仲友以经制之学著称，然因“台州事件”与朱熹交恶，为道学门徒所摈斥，不仅《宋史》不立其传，其著述亦遭刻意掩抑。赵鹤编《金华文统》独不收唐氏一字，四库馆臣讥其门户之见未化。至清代，出于重振乡学之需，金华士人重新搜辑唐氏遗著。张作楠竭力网罗散佚，裒辑为《金华唐氏遗书》刊行于世。为弥缝唐氏见忤于朱学之史阙，张氏不将遗书散佚归咎于朱熹门徒之排斥，而托之于“自然散佚”与“后世小人摧烧”。此举淡化唐仲友与道学的矛盾，巧妙地为其学术文章正名，从而将这位非理学的重要乡贤纳入婺学谱系。

　　范浚的升格与唐仲友的重现，看似背道而驰，实则遵循着同一逻辑：金华士人既需要构建地方理学传承以对接国家正统，又不能将那些游离于理学之门，却以文章或事功名世的非理学乡贤排除在地域学术体系之外。赵鹤《金华正学编》推重理学正统，应廷育《金华先民传》置陈亮、唐仲友于“名儒”而非“道学”，均以理学为正统，同时将事功、文章等不同类型的乡贤悉数纳入“婺”这一地域学术标识。由此，金华士人既保持了与国家正统的连接，又维护了地域学术传统固有的包容性，使婺学在乡土自觉与国家认同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

　　元明清婺学谱系，经乡土自觉与国家认同之互动，由“一人之学”而为“一郡之学”，终成“天下之学”。基于乡土自觉，金华士人数百年间持续书写与重构婺学谱系，所塑造的“朱学世嫡”最终获得全国性认同，实现地方学脉与国家正统的深度融合。其间，金华士人一面强调道统在“吾乡”之自觉，一面又力求兼收并蓄，广收非理学乡贤，呈现出道统与包容互为张力的复杂样态。金华士人所建构的婺学谱系，通过彰显乡土学术的“天下”价值，使地域学术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这说明，在中华文明的宏大框架中，“地方”从来不是隔绝于“天下”的孤岛，而是“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亦因诸多地方传统的相映生辉而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