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新视角】

　　作者：徐学琳（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金中都大安殿出土的铜坐龙。李韵摄/光明图片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其形象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中原地区龙的形象与鱼、鳄、蛇、鲵等鱼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有关。由于这些动物均无法蹲坐，所以龙的形象虽然千姿百态，但唐以前未见有坐龙形象。

　　唐代开始出现坐龙形象，最为人熟知的是出土于北京史思明墓的铜坐龙。它头向左斜，张口，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肩部生有双翼。此龙虽然通高只有16.4厘米，但颇有唐代的雄健气韵。

　　这类姿势独特的坐龙有何含义，为何在唐代诞生？最早的坐龙形象出自初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第332窟壁画，绘于涅槃经变画佛床壸门中。在中唐时期，榆林窟第25窟也绘有两组四条坐龙，它们职能明确，守护着库藏珍宝，外人不得靠近。法国藏敦煌文书《宅经》“推伏龙法”下绘有伏龙插图，此图虽尺寸很小，但形象清晰：龙首有双角，肩生双翼，尾弯曲上扬，右前肢略抬，后肢蹲踞状。“伏龙”是宅中之神，每年定期在宅院各处行走，到一处就“伏”下来。有“伏龙”在，不宜动土，见之灭族。

　　佛教传入过程中，为了让信众能够在生活经验和常识基础上，理解和接受动物象征，往往要用本土资源来转译。古印度神话中蛇神“那伽”，因为在形态和行为上与中国的龙十分相似，故而被转译为同样具有神性的“龙”，并进入中国的民间信仰、民间传说中。那伽源于达罗毗荼人的蛇崇拜，能够造成死亡也能带来重生，还会导致洪水和地震，被佛陀收服后进入佛教成为护法神。坐龙的职能在敦煌宅经文书中为镇宅“伏龙”，在墓葬中为守护墓主，在佛教壁画中为守护宝物，恰与印度佛教中蛇神那伽对应，是那伽本土化的典型代表。

　　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形象，除了与佛教中的守护神龙有关，还可能借鉴了另一种重要的佛教形象——具有护法功能的蹲狮。蹲狮自北朝起就大量存在，至唐朝，石蹲狮被列入石像生的序列当中。从唐高宗乾陵开始，确立在帝陵前置石狮的制度。坐龙与蹲狮关系密切的一个直接证据，是外形的相似：吐蕃时期的榆林25窟壁画中，守宝坐龙的尾巴亦从裆部穿过，与西藏琼结的藏王墓蹲狮造型类似；相同的造型还见于吉林敦化六顶山古墓群出土的渤海国石狮。此外，河南偃师恭陵、陕西渭南桥陵等唐陵的石蹲狮，均与史思明墓铜坐龙的尾部处理如出一辙。

　　辽代坐龙文物目前发现两例，一件为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玉坐龙，另一件为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双龙纹银捍腰。江苏江阴泗州大圣宝塔遗址出土的银坐龙，原传为宋代，但其形象与史思明墓铜坐龙相似，可能为唐时旧物。这几例坐龙都是佛教中的守护神龙。考古目前尚未发现宋代坐龙形象实物，只在清代影印的宋钞本《营造法式》中，发现有作为柱头装饰的坐龙形象。此龙蹲坐于莲台之上，右前爪抬起，旁有榜题曰“坐龙”。《宋史·舆服志》也记载，宋太祖时期，皇帝乘坐由六十四人抬的大辇，辇顶轮就装饰有银莲花坐龙形象。可见，宋代坐龙主要出现在建筑和出行工具上，已经从神秘的信仰世界慢慢走到人间，重新回到本土文化的瑞兽传统中，变为“吉祥物”。

　　金代坐龙文物数量较多，最新的考古发现是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它屈坐着，右前腿上举踏祥云，左前腿直立，两条后腿向前平伸。双前腿肘部两侧伸出卷云状双翼，肩部和背部饰卷云纹。遗址还同时出土器座一件，器座由上部碗形和下部方形的构件组成，外部满饰多层花卉纹和云龙纹，应为坐龙的器座。太子城是金代皇帝度夏的行宫。发掘者黄信认为，太子城遗址所出铜坐龙应是安放在金代皇帝专属礼仪用车——大辇的顶轮之中。类似的铜坐龙全国还出土了6件：黑龙江金上京遗址、北京金中都遗址各出土1件，北京房山金陵发现3件，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收藏1件。另外，北京房山金陵出土石坐龙9件。

　　综上可见，坐龙与金代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或出土于金代都城，或出土于皇家行宫，或发现于帝陵，体现出金代皇室对坐龙的喜爱。金代坐龙形象，尤其是铜坐龙，仍然能看出唐辽一系的遗风，但是仔细观察又有些明显的变化，比如由张嘴吐舌演变为闭嘴，上颚、双翼与鳞片均退化。

　　与宋代相似，金代坐龙也具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主要应用在地面建筑及车辂上。坐龙隐秘的宗教内涵，加之龙本身越来越强烈的世俗威权象征，很适合用于皇帝仪仗。

　　坐龙形象的变迁，如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多动植物形象一样，可以看作本土文化与外来元素互动的表现。坐龙形象由边缘到中心，由宗教到世俗，由民间到官方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逐渐被吸收、转化，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浩荡大河中。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