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点】

　　作者：徐进毅（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大会师（油画）。孙向阳、陈树东、孔平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回望这段历史，图像或许是最直观的入口。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长征画上句号，也把“会师”定格为长征叙事的高潮。90年来，从行军途中的炭笔速写到艺术殿堂中的巨幅力作，“会师”被一代代美术家画进了国人的集体记忆。

　　长征绘画的起点，不在画室，而在行军途中。1934至1936年，黄镇以锅灰调墨，木炭、麻丝作笔，草纸为媒，在长征路上画下四五百张速写，留存至今的有二十余幅。这些画稿虽没有会师的场面，却奠定了此后会师图像中“人”的塑造基调：真实可感的疲惫与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成为主题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会师”也逐渐形成独特的图像语言。1961年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何香凝、廖承志和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合绘《长征会师图》，陈毅题跋“长征英雄此会师，中国历史新开端”。这幅作品并未直接描绘会师的欢庆场面，而是采用山水环抱构图，万重青松铺展全篇，把“会师”的意涵寄托于自然空间。何香凝绘四棵青松，象征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万古长青；亲历长征的廖承志执笔画中人物，周恩来等红军将士的形象虽不占较大篇幅，却是点睛之笔。这种亲历者“藏而不露”的处理，多了一层隐忍克制的精神分量。

　　1977年，蔡亮、张自嶷的《三大主力会师》则把“会师”推向欢腾的极致。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三位红军代表紧紧相拥，左、右及下方涌来的三股人流向中心点汇聚，人物姿态奔放，满含胜利的激动情绪。灰调基底叠加暖调渲染，光线通透明亮，烘托出盛大的欢庆氛围，把“三军过后尽开颜”放大为可见、可感的艺术场景。这一“藏”一“放”两件作品，共同确立起中国美术史上表现长征会师的两种基本样式：或以山水寄意，把崇高感托付给自然；或以人流汇聚，将胜利的情绪尽情释放。

　　同样是1977年，李宝林、周顺恺的《大会师》采用横向铺陈的长卷之势，一双紧握的手交汇于画面中央。左侧是连绵的红军队伍，战马、八角帽、斗笠、扁担、步枪层层推进，几面大旗上分书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番号，右侧是闻讯赶来的乡亲，军民相遇的情态生动质朴。金秋黄叶与遍地红旗形成色彩呼应，远处城楼飞檐隐约显露，为陇原大地的秋色平添几分喜庆。200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小型张即取材于这幅作品，“会师”的艺术形象，由此从展厅进入千家万户。

　　沈尧伊的《地球的红飘带》以连环画的艺术形式接续“会师”。其中《大会师》一页采用正面平展的群像构图，前排人物横向对齐，后方人墙层层堆叠直达画面上缘，器物、旗帜横向铺陈，整体稳定庄重。前排战士整齐列队直面前方，后方则是密密匝匝的人群，密集的持旗战士遍布画面，地面整齐摆放迫击炮与重机枪，每一张人物面容都得到细致刻画，个体又汇聚成统一的集体力量。这里呈现的不是喧闹欢腾的瞬间，更似一次郑重肃穆的集体合影。

　　201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展出十二幅恢宏巨制，对应从“十送红军”到“大会师”的历史节点。孙向阳、陈树东、孔平的《大会师》收束全篇，画面采用高空俯瞰构图，会宁城墙顺着山脊蜿蜒延伸，拱形城门作为视觉通道，漫山的队伍由远景处持续向城门流动汇聚。广袤大地上铺满行军的队伍，画面重在表现浩浩荡荡的行军态势。厚涂堆叠出斑驳肌理，灰白、赭褐、暗红彼此交织，数十面红旗散布于人群，高饱和度的红色成为全画视觉亮点，呈现出浓烈壮阔的意境。

　　2026年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美术展览中，也有一些表现会师题材的新作。周尊圣的《三军会师纪念地》，画面上不见一人，一座赭黄色的巨崖拔地而起，会宁会师纪念塔立在崖顶，白色塔体不过盈寸，与崖脚一线涧水一静一动，遥相呼应。画面着力烘托纪念塔的精神高度，以高山作丰碑，借山河诉说会师历史。

　　90年来，一代代美术家反复描绘“长征会师”。那份胜利的欢腾，慢慢沉淀进山河，也深深镌刻进国人内心。从相拥的人群，到静穆的合影，再到山河之间的朱红，变化的是绘画技法、观察视角与审美表达，不变的是“尽开颜”背后的坚定信念与胜利荣光。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