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翔 袁世旭（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丁声树（1909—1989），河南邓州人。192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转入本科中国文学系，1932年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5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中国语文》杂志社总编辑等职。著有《丁声树文集》等，主编《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试用本、1978年第1版），主持修订《新华字典》1962年版、1965年版。

新中国的汉语规范化，有赖于黎锦熙、罗常培、王力、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在理论层面，他们回答“普通话是什么”；在调查层面，他们通过方言普查画出“汉语真实分布”；在工具层面，他们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现代汉语词典》把答案“钉”进日常。丁声树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他既研究语法、方言、音韵，又编纂词典，在理论、调查、工具这三个层面都曾站在最前沿。

丁声树1909年出生于河南邓州，经历过旧中国的穷困与落后，对饱受苦难的国家和人民满含深情。1950年，他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面对新中国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的艰巨任务，毅然放下其他学术方向，投身于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词典编纂工作，义无反顾地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从此，为现代汉语立典，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丁声树 图片由作者提供

各种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小词典》。图片由作者提供

丁声树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稿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丁声树主持修订的《新华字典》1962年版和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试用本。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8年，丁声树（中）在河北张家口做方言调查。图片由作者提供

语法研究

从汉语实际出发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引起了全社会对语法学习的重视。

一年后，《中国语文》杂志1952年7月号开始以“语法小组”名义连载《语法讲话》（结集出版后书名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直连续至1953年11月号。“语法小组”即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此时由丁声树任组长。不同于面向全社会的《语法修辞讲话》，这是面向学界的描写性语法专著，系统地将结构主义方法论运用于汉语，从学理上阐释了“现代汉语句子到底怎么搭起来”，给现代汉语规范补上了语法这一环。

1955—1956年，语言学界有过一场“主宾语问题大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以施受关系划分主语、宾语，还是以语序位置划分主语、宾语。其实，1952年发表的《语法讲话》“主语、宾语”相关内容（丁声树执笔），就已经打破单纯按施受意义划分的旧框框，主张根据语序位置确定成分，取消“宾语前置”等牵强说法，确立了“位置决定功能”的分析原则。1956年7月，《中国语文》杂志社在山东青岛召开语法座谈会，会场讨论热烈。当反驳“主语必须是施事、宾语必须是受事”的观点时，丁声树举了《暴风骤雨》的例子“这匹小马背上从来没有骑过人”，按照主语必须是施事的观点，“人”应该是主语。吕叔湘当即补充说“大车拉行李，小车坐人”。有了这些例子，丁声树问：“还好说‘人’是主语吗？”

丁声树20世纪40年代赴美考察期间，旁听了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布洛克主讲的普通语言学课程，非常熟悉相关理论，但他并不迷信西方理论，提出“希望从汉语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不可从现成的定义出发，不要简简单单拿另外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硬套到汉语上”。他通过扎实的语料分析，将结构主义方法成功应用于汉语研究，连接了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

方言调查

为普通话推广服务

1932年，丁声树从北京大学毕业，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工作。1935至1940年，丁声树参加了史语所组织的方言调查，足迹遍及湖南、湖北、云南、四川4省142个方言点。山河板荡之际，丁声树奔走四方开展方言调查，是在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保存火种。1954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方言研究组，丁声树担任组长。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丁声树和同事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为普通话的推广服务的”。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1956年起，教育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声树主持了前3期，还讲授音韵学与方言调查法课程，将深奥的音韵学原理转化为可操作的调查技能，培养出300多名普查骨干。他们此后奔赴各地，织就了遍布全国的方言调查工作网。

推广普通话，要先知道“方言长什么样”。丁声树的逻辑很清晰：不给普通话找参照系，规范就是空中楼阁；如果不把各地方音记下来，后世连“北京音怎么变来”都查不清。1958年夏和1959年春，丁声树带队到河北张家口、昌黎调查方言。昌黎调查为期半年，次年出版了《昌黎方言志》。该书不仅详录语音，更收录了丰富的谚语、故事和分类词汇，强调活的语言材料的重要性，树立了新中国方言调查的范本。他还和李荣等人编写了《方言调查字表》《汉语音韵讲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等书，既便于学员通过今音掌握古音系统，也使方言调查成为能够系统揭示古今音变规律的科学研究。

丁声树继承了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前辈学者的田野调查传统，将传统的音韵学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现代方言调查工具。这套工作的意义，是把方言普查从学者个人志业变成国家调查网：2000多个调查点、统一字表、统一记音法。他是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训练出来的现代语言工程师，把一张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汉语”的草图，变成了可查、可教、可推广、可修订的标准体系。

《现汉》编写

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提出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推广普通话必须有一部词典？因为“普通话”不能只活在播音员的嘴里，还得落实在纸上：一个词怎么写、怎么读、什么词性、什么用法，得有准绳。1956年7月，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吕叔湘担任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主编。1958年，词典开始编写，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

1959年起，丁声树的业务工作已逐渐转向《现汉》，审看试印本的部分条目。1961年3月，吕叔湘卸任《现汉》主编工作，丁声树接棒。他逐条审核词条，狮子搏兔般全力以赴，将传统训诂学的“求确诂”精神引入现代词典编纂，常常穷尽资料才肯落笔。他在1961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难注之条颇费苦思，专门看稿惟曰不足。”

在《现汉》长期的编纂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被学界称为“《现汉》风格”的辞书编纂传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

为了编好《现汉》，弄清每一个字词的音义，丁声树不分白天黑夜地阅读大量资料，亲自抄录卡片，认真校对编辑人员的卡片，反复审订词条，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他向相声演员侯宝林请教几个字音问题，向收发员询问“挂号”的操作流程，向一位铁道学院教师求证“车皮”的具体含义……丁声树曾对编辑说：“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这里的“胆子小”，不是怯懦，而是敬畏之心。

丁声树视词典编纂为一项系统工程，重视词典的整体性，注意把体例贯彻始终。试印本“垫”字基本义处理为3个义项。丁声树指出类似“垫”字的，整部词典恐怕不下300个，不能每一条都这样分辨。他主编的试用本，将“垫”字这3个义项合并为一个。吕叔湘称赞“有个统一性很有道理”。

字头处理上试印本只立“作”，未立“做”，正文中“做”一律作“作”。丁声树的审读意见指出：“‘作’应分为两条，凡是可写作‘做’的为一条，不能写成‘做’的为一条。方言读音不同。”

编写常用词释义极显功力。“打榧子”试印本释为“用拇指和中指摩擦，使中指打在掌上发声”，丁声树细化试印本释义中拇指和中指的动作，修改为“把中指和拇指贴紧后猛放，使中指突然迅速离开，打在掌上发声”，最终改定为“把拇指贴紧中指面，再使劲闪开，使中指打在掌上发声”，进一步明确各动作的发出者。该释义简明扼要，历版沿用未改。

《现汉》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吕叔湘主编的试印本首次搭建起普通话辞书编纂的整体框架，丁声树主编的试用本，承前启后，打磨定型，让这部规范词典从学术构想落地为可供社会使用的权威范本。《现汉》定义的，不只是词是什么意思，而是人们使用现代汉语时默认的对错边界，推普、规范、教学、翻译、国际中文教育都离不了它。

丁声树还主持了《新华字典》1962年版、1965年版的修订工作，订正疏漏，提高质量。如岛屿名“硇洲”的“硇”有“碙、【~字符~】”等不同写法，他在修订中对音形义都做了辨正。又如“尜”字根据《字汇补》所载“小儿戏物”，把原有的“嘎嘎”条的用字改为“尜尜”。

晚年的丁声树，被两次脑溢血夺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他在呓语时仍惦念词典：“外国人编书已出版了，我们编词典为什么老不出来？”“词典做得怎样了？谁能知道？”从1961年到1979年，他担任《现汉》主编19年，从壮年到暮年，把最好的光阴交给了那些密密麻麻的词条。李荣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晋侯在外，十九年矣”相类比，“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1959年和1978年，语言研究所筹备编纂古今兼收的《汉语大词典》和广纳现代汉语词汇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均由丁声树主编，但因故未能编写，成为学界憾事。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生都能用上《现汉》的内容，1978年在《现汉》第1版出版的同时，丁声树又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小词典》，压缩篇幅，降低售价，1980年出版。40多年来，针对语言发展变化和学生需求，这本小词典数次修订再版，今年7月又出版了第6版。

普通话审音

把活语言的尺度钉进词典里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时，丁声树听过钱玄同讲音韵沿革、沈兼士讲《说文解字》，由此进了传统“小学”的门径。同学杨伯峻说他“熟于《说文》，又于残本《切韵》《广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有研究”。他的毕业论文，钱玄同破例给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

丁声树刚到史语所工作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正在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在该书的译者序中说：“自己看‘腻’了过后，又找了一个‘新鲜的脑子’的丁君声树也从这三方面把全书反复细校。”李方桂晚年也曾回忆：“使整部译著成为一个完整、可读作品的，就是丁声树的功劳。”

1943年，丁声树在四川李庄发表《“碚”字音读答问》一文，指出“碚”“读若‘倍’者是相沿之旧音，其读若‘培’者乃望文之讹误”，并进一步指明语音变化的通例：“盖口耳相传，易存旧读，而望文为音，辄致讹变。”

1957年，丁声树出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读音统一等工作。1957至1963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批拿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由丁声树终审，并落实到1965年《现汉》试用本中。

丁声树一生治音韵，却从不把审音当作炫技的舞台。他主持《现汉》审音，最忌的便是拿生僻考据去吓唬普通读者。《现汉》稿片库“吐蕃”条保存丁声树手写的资料片，提供了试用本“吐蕃”注为tǔfān的依据：“《通鉴释文》卷21，吐蕃‘方烦切’。”同时还保存语言学家叶籁士的意见片：“最近演《文成公主》（话剧和昆曲），都把‘吐蕃’念成‘哺’，词典要不要采取？”丁声树并未据此增加tǔbō音，说“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大家对此都特别理解。

丁声树不是在故纸堆里找标准，而是在活语言里校准规范尺度。在他的心目中，《现汉》既要记录活的语言，又要通过科学取舍引导语言规范。“癌”从“喦”得声，注yán，与“炎”同音，门诊里医生和病人常分辨不清。丁声树在医院听大夫把“胃癌”说成“胃ái”，走访北京几家医院核实，确认医生口语中已约定俗成读ái，便在《新华字典》1962年版、《现汉》1965年试用本里果断改注ái，使“癌”“炎”在语音上区分开来。

《白毛女》里“玉茭子”即玉米，这字读jiāo还是jiǎo？材料少。丁声树心里一直悬着这个字音，直到当面问作家赵树理，确认读jiāo，他才落笔。《现汉》试印本“自作自受”的“作”注zuō，他审时一仍其旧——口语里“自作（zuō）自受”，不强改读zuò。青年学者鲁国尧写信告知“溱潼”之“溱”读qín、“栟茶”之“栟”读bēn，丁声树把它们吸收进《现汉》试用本。四川大学教师梁德曼反映“垭”试用本注yà，重庆读yā，丁声树记了下来，《现汉》第1版吸收意见改为yā。

正是这些“不显学问”的取舍，构成了《现汉》注音的整个面孔。在他眼里，审音少一分任意，天下人翻词典就少一层犹豫。今年上映的潮汕方言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是潮汕方言对奶奶的称呼，不少人认为“嬷”普通话应读mà或mā。丁声树审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主编的《现汉》试用本均注mā。《现汉》第3版（1996年版）依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修订为mó，后续版本沿用。其实，“嬷”源自“妈”，在全国大多数方言中读mā，如果保留丁声树审定的mā，就可以让人们避免产生音形义匹配上的困惑。

学人本色

梧梓其人

丁声树号梧梓。梧者直干，梓者良材。

丁声树早年以训诂、音韵研究名世，遍考群经，精研《说文解字》。干部表“个人特长”栏，他填“初知汉语音韵训诂，略有方言调查经验”。《诗卷耳芣苢“采采”说》的材料源自他大学期间听黄节先生《毛诗》课时做的读诗札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在1933至1941年就通读6遍，并做了详细批注。正是得益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丁声树才得以材料翔实、论证精密的论文震动学界，32岁就晋升专任研究员。在史语所工作和赴美访学期间，丁声树又接触了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后，50多岁的丁声树开始学俄语，还说“段玉裁生在今天也会学外文”。李方桂称赞他“在西方语言学和中国语文学方面是训练最好的人”。

丁声树在1942年7月写的读书笔记《有闻录》序中说：“谚云：有闻必录。盖不辨真伪是非，姑妄听之即姑妄录之也。此‘有闻录’即取此义为名。”丁声树博闻强识，熟悉古书。侯精一从北大毕业到语言所报到时，丁声树问他“名字谁取的”，随即背《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精一”二字。前四史他熟读成诵，晚年病榻上，别人提起《古文观止》，他能随口接下文。朱德熙说：“丁先生的学问真可以当得起博古通今四个字。他古书熟，对于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学有极深的造诣，同时对现代活方言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调查分析能力。这两种训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他大概是主持大型词典编纂最理想的人选。”

丁声树常对青年人说，做学问不能急于求成，要踏踏实实坐下来练基本功。他在日记里写道：“吾之学在精不在多也。”这是他治学的底色。1935年《释否定词“弗”“不”》举先秦用例170多条，厘清了二字在语法功能上的细微区别；1936年《诗经“式”字说》在系统排比《诗经》中所有含“式”句子的基础上，认为“式”为劝令之词。这两篇的方法论意义，是把乾嘉考据的“读书得间”接上现代语言学的分布观念：不空谈系统，先从一个个词、一个个音的“用法”下手。丁声树著述虽不多，但每篇都能发前人所未发，立住他一辈子的格调：不写应景文，不凑热点，问题没研究透就不落笔。吕叔湘评他“悬格太高，要能够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

丁声树常引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勉，说“我要向老科学家学习，做人梯”。所里青年不懂音韵，他开“小学常识”班、音韵讲座，还掏钱存编辑室供大家买书；青年科研人员的文章被丁声树的红笔改花了，但刊出时不许署他的名字；工勤人员学四角号码，他周末教；读者来信请教，他回信开书目。

丁声树生活十分俭朴，反对特殊化，对自己的要求几乎达到苛刻的程度。上下班，他乘坐公共汽车时，尽量让别人先上，并经常帮助维持乘车秩序，多次受到公交车队的表扬。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全国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丁声树作为著名专家应邀出席会议，自己硬是买了硬座票，两个昼夜多到达广州。抗美援朝捐款，丁声树不在所里捐而是去银行捐，他生怕张榜表扬，更怕给捐献少的人造成压力。邢台地震，他除了捐钱，还捐献了许多衣物，连家里床上的毛毯也抽走了。所里青年编辑结婚，他把从美国带回的硬木圆桌搬去；同事家庭经济出现困难，他塞钱说“以后宽裕再还”，待同事还钱时，他又把钱退回去，说“你去接济别人”。

丁声树把学问作为人格修养的一部分，由此奠定学术志向、毅力与操守。在1938年写的《诗卷耳芣苢“采采”说》一文末尾有这样一段附言：“去岁卢沟桥之变，岛夷肆虐，冯陵神州……不自揣量，亦欲放下纸笔，执干戈以卫社稷。遂举十年中藏读之书、积存之稿而尽弃之。人事因循，载离寒暑，未遂从戎之愿，空怀报国之心，辗转湘滇，仍碌碌于几案间，良足愧也。”1948年底，史语所决定迁往台湾，他坚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丁声树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赞誉他为“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并给予“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的评价。

回望丁声树的学问人生，他始终立足国家建设与大众需求做学问，以“严谨、实证、博通”的治学精神，把学术写在社会最需要的地方。丁声树常说：“人民需要办的事，再难也要做好。国家交下来的事，要不遗余力地去办好。”他把传统“小学”的考据功夫，锻造成现代国家通用语言的建设图纸。他不是站在麦克风前推广普通话的人，但每一个说普通话的人，都在使用着他参与拟定的规范。

梧梓无声，却把现代汉语的根，真正扎进了《现汉》里。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