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爱国（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儒家言仁爱，“亲亲为大”；墨家倡兼爱，“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北宋张载撰《西铭》，以“乾称父，坤称母”为逻辑起点，将天地确立为世间所有生命的共同本源，并由此导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核心命题，为儒家构建出“民胞物与”的宏大伦理图景，是北宋理学中极具代表性的思想成果之一。张载之后，程颢、程颐极力推崇《西铭》，且“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批评杨时所谓《西铭》“民胞物与”流于墨家兼爱的质疑。继承二程对《西铭》的推崇，朱熹撰《西铭解》，以“理一分殊”为框架系统诠释《西铭》，同时回应了围绕该文的各类质疑，最终确立了《西铭》在宋明理学传统中的经典地位，使“民胞物与”思想成为后世儒家传承数百年的重要精神遗产。

从二程对《西铭》的推崇说起

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并据此解张载《西铭》，认为其“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显然，程颢既认为《西铭》的“民胞物与”体现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又要求学者反身体认、内化于己，而不可一味追逐玄远高论。

程颐不认同张载《正蒙》以“气”为万物本源，二程曾批评“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但对《西铭》却予以高度认可，明确反对程门高弟杨时所言“《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程颐认为，“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将《西铭》“民胞物与”与墨家所倡兼爱区分开来。此外，他进一步补充，“《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在程颐看来，《西铭》讲“民胞物与”，讲的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仁爱，仁爱始于亲亲，是“理一而分殊”，而墨家讲兼爱，取消了亲疏差等，使兼爱失去了以亲亲为本的根基，是“二本而无分”。

应当说，对于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程颢据“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解读，与程颐据“理一而分殊”的解读，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朱熹解读《西铭》“民胞物与”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对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朱熹虽多有肯定，但又担心“说得太深，无捉摸处”。所以，学者多认为，朱熹对于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解读，主要是继承并发展程颐“理一而分殊”的解读。

《西铭解》对“民胞物与”的解读

朱熹对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的建构，在于他撰写了《西铭解》。该篇大约完成于宋乾道六年（1170年）至八年（1172年），直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才公开发表。朱熹特别重视《西铭》前三句，认为其为《西铭》之纲要，并且说“《西铭》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义题”。

《西铭》第一句：“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此句将天地与人的关系解读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朱熹特别强调应当就形上层面加以理解，因而“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讲天地之道，对应于父母之道；讲万物以天地之道为根本，由天地之道所生成。据《朱子语类》载，“乾称父！坤称母！”又曰：“以主上为我家里兄子，得乎！”也就是说，就形上层面而言，所有人都为天地之道所生，人人皆兄弟；但“称”字表明“乾坤”与“父母”在名分上自有分殊——乾坤是就天地之性情（道）而言，父母是就一家之形体（亲）而言，二者虽同为一理，却不可混同。

《西铭》第二句：“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句就人之形体由“天地之塞”构成、人之本性来自“天地之帅”，说明人由天地而生成。朱熹将“天地之塞”解为“天地之气”，而为人物之形体，将“天地之帅”解为“气之帅”，而为人物之性。应当说，这样的解读，不同于张载提出的天地万物以“气”为根本的气本论，而转化为程朱提出的天地万物以“气”为形体、以“理”为根本的理本论。由此便不难理解程朱虽不认同张载的气本论，却高度推崇经过重新解读并呈现“理一而分殊”的《西铭》。

《西铭》第三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此，朱熹作了深入解读，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与万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之气构成其形体，天地之理构成其本性。然而，他们的形体虽都来自天地之气，但有偏正之不同；所以，他们的本性虽都来自天地之理，但有明暗之差异。其二，就人而言，天地间只有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其心最灵，并且通过人心可以通达天地所赋予的完整本性，在天地间最为宝贵，因此，人与人之间称“同胞”，互相以兄弟相待。其三，就万物而言，天地间万物只是得天地之偏气，不能通达天地所赋予的完整本性，所以与人不同，亦不如人宝贵；但是，他们的形体和本性，与人一样，都来自天地，因此，人们视之为“同伴”，并像对待自己的同伴那样来对待它们。据此，朱熹认为，“民吾同胞”就是要做到“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物吾与也”就是要做到“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

重要的是，朱熹还把对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解读，与“理一而分殊”结合起来，并以此与墨家的兼爱相区别。“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在朱熹看来，人与物都为天地所化生，所谓“理一”，人与物之间又各有差别，所谓“分殊”，《西铭》讲“民胞物与”是“理一”，其中所存在的差别是“分殊”，二者不可分割；因此，既讲天下如一家，人人如一人，又要与墨家的兼爱相区别；既讲亲疏有别、贵贱不同，又不至于自私自利，这就是“一统而万殊”“万殊而一贯”，即是“《西铭》之大指”。

对各种质疑的回应

朱熹不仅对张载《西铭》作了深入解读，而且继承程颐，反对杨时对于《西铭》的质疑，同时关注到杨时晚年对《西铭》的思想态度变化，并予以肯定，认为杨时晚年以“理一而分殊”解《西铭》是“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事实上，朱熹在《西铭解》成书至发表后的十余年间，还对各种质疑《西铭》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先后与汪应辰、郭雍、陆子美、林栗等人展开论战。

在《西铭解》成书前后，朱熹就汪应辰的质疑作了回应。张载撰《西铭》，又有《东铭》相对应，但是，“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汪应辰认为《东铭》与《西铭》相为表里，重《西铭》而轻《东铭》有悖于程颐“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旨。事实上，这一看法与杨时认为《西铭》“言体而不及用”相一致。对于这一质疑，朱熹致信汪应辰，通过对《东铭》与《西铭》的比较，陈明了自己的观点。朱熹认为，《东铭》与《西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然其词义之所指、气象之所及，浅深广狭，迥然不同”，不可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而语；《西铭》本身已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因而无须“俟于《东铭》而后足耶”。显然，朱熹对于汪应辰的回应，也是对杨时认为《西铭》“言体而不及用”的回应。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就郭雍的质疑作了回应。郭雍认为，“《西铭》专为理言，不为分设”，即张载过于强调万物一体的本体同一性，而忽视了儒家亲疏贵贱的伦理差序。对此，朱熹援引其《西铭解》中的观点予以辩驳。在他看来，《西铭》讲的是“理一而分殊”；就形上层面而言，人由乾父坤母所生，“民胞物与”，这是“理一”；而就形下层面而言，人由父母所生，“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这是“分殊”。“理一”贯穿于“分殊”之中，二者不可分离。为此，朱熹认为，《西铭》讲的是人的生命本性之根本，而非“专为始学者一时所见而发也”。

同年，朱熹又就陆子美的质疑作了回应。陆子美认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而《西铭》所言，只是“宏阔广大之言”。对此，朱熹回应说：“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显然，朱熹解《西铭》，既讲人由乾父坤母所生，又讲人由父母所生，更多的是从学理上讲清二者的关系，并倡导“民胞物与”，即所谓“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不能只停留于亲疏贵贱的伦理差序；当然，他又不否定“分殊”，而是要从“分殊”中通达“理一”。稍后，朱熹又批评陆子美不能明白张载《西铭》所言“乾称父，坤称母”所包含的“理一而分殊”之意。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朱熹于两年后发表了《西铭解》，并指出：“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

朱熹《西铭解》于淳熙十五年发表后，同年，林栗造访朱熹，其间对《西铭》作了讨论。林栗认为《西铭》所言“乾称父，坤称母”非《易》之本义，所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又非孟子之本义，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是违背了儒家亲疏尊卑之伦理差序，而流于墨家兼爱。对此，朱熹一一作了回应，认为林栗完全误读了《西铭》之核心义理。

从以上这些论战可以看出，朱熹发表《西铭解》不只是对《西铭》进行文字解读；他以“理一而分殊”解读《西铭》，将《西铭》“民胞物与”与儒家亲疏尊卑之伦理统一起来，更多的是出于对《西铭》的维护，回应各种将《西铭》主旨等同于墨家兼爱的质疑。

毫无疑问，张载《西铭》经二程推崇、朱熹系统诠释，最终在宋明理学传统中获得了极为重要的经典地位，其“民胞物与”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传承数百年的重要精神遗产。无论朱熹的解读是否完全合乎张载《西铭》原意，其与“民胞物与”思想内核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朱熹以“理一而分殊”解读《西铭》，将“民胞物与”与儒家亲疏尊卑之伦理秩序统一起来，不能简单看作是固守传统的等级观念，而更应当理解为是要从既有的儒家亲疏尊卑走向“民胞物与”，通向朱熹所谓“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天下大同理想。就此而言，朱熹对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解读和维护，对于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