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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评介】
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地处祖国南端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这与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有关。“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在广东经济腾飞的背后,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只有厘清广东的过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广东的今天。在此意义上,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广东简史》可谓正当其时。
《广东简史》凡5编20章60万言,简明扼要地勾画了广东自古至今的历史,揭示了广东经济腾飞的历史基因密码,既是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广东历史特点,书中指出,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这四大特质所反映的,恰是广东历史内在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广东历史是独特的。岭南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曾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明,磨刀山遗址石器技术所展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迥然不同。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岭南与中原及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融合日渐密切,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山川和大海的阻隔,历史上的岭南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既是中央权力的边缘,也是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辐射的边缘。这种地理和文化的边缘性,使岭南文化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广东简史》以宏大视野和细腻笔触,勾画了以岭南文化为源头的广东历史上几次大的转型过程,以及如何在文化冲突、融合中建构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质,形成独具一格的广东历史文化——一种以本土文化为主又兼容其他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文化体系。
广东历史上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冲突与融合。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开启了岭南文化与华夏文化汇集、交融的新阶段。灵渠的开凿,成为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重要通道,对促进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岭南三郡的设立,标志着岭南正式成为中央集权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成为岭南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新起点。
汉代以降,海路初开与海贸兴起标志着岭南文化的第二次转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岭南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海上贸易的兴起与繁荣不仅增强了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多元化发展。唐代,随着禅宗六祖慧能来粤,岭南文化在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西方文化逐渐向全球传播和渗透,广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大潮中首先受到冲击,岭南文化开启了第三次转型。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全面接触,岭南文化通过吸取西方文化,倾向海洋文明的特征日益彰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到西方文化更加猛烈的冲击,岭南文化也经历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转型。广东最早受列强侵略,创巨痛深,同时也开启了富民强国、抵抗外侮、顺应世界大势的思想求索。从林则徐到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吸取西学新知,引领时代发展思潮,努力探索中华文化的改造之路,推动了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通过历史上四次大的文化转型,以岭南文化为骨架的广东地方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内在变化:从“岭南之广东”一变而为“中国之广东”,再变而为“世界之广东”。新型广东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纳四海之新风,融多元之文明”,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
现代学者朱谦之以“海洋文化”来概括岭南文化的特质,并以“科学”“贸易”“维新”“革命”来揭示近代岭南文化的内容。1905年,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广东的优势系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质言之,只有将广东置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相竞争、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交融的世界大背景下,才能讲清楚广东历史的“来龙”与“去脉”。
显然,经过几次大的文化融合与转型,历史上的广东融汇天下,吐故纳新,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成为整体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之一。多元、开放、包容、进取,既是广东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也是其延绵至今的历史“持续性”。而“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广东精神,则是广东历史文化特质的当代呈现。正是在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精神的激励下,广东人民自强不息、敢想敢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广东始终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与创新能力,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将广东打造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形成物阜民丰、生机勃发的大好局面。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当下的密切关联、水乳交融,在《广东简史》中亦有全面、生动的展现。
归结而言,《广东简史》的编写有如下可资借鉴的经验。
高屋建瓴,在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互动、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融通的大框架之下,突破地方史“就地方言地方”的局限,在广东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并书写广东历史,构建完整的地方历史知识体系。
鉴古知今,正确处理古今关系,既自古及今,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又由今溯往,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中,认识广东,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中所蕴含的规律性认知。
删繁就简,提纲挈领,为如何编撰地方简史树立了标杆。顾名思义,“简史”贵在简、贵在精,贵在简明扼要地梳理出地方历史脉络,以古鉴今,启人心智。《广东简史》通过精心设计,力求主题鲜明、结构合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析历代因革之得失,究区域强弱之本原,明时代发展之大势”。在大历史视野下,从多个维度扼要叙述广东历史的演进特点,真正做到了既简且深,在忠实于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往宽处走,向纵深寻”,揭示出蕴藏于史事之中的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同时,《广东简史》在保证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还注重生动性和可读性,力求做到文字清新、通俗易懂,为民修史。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