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诸雨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赵柏田先生的《大河之诗：韩愈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大河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以韩愈及中唐文人群体为讨论对象的新著。该书立足文学本位，采取诗史互证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在细致解读韩愈诗文的基础上，广泛勾连韩愈与孟郊、张籍、李翱等中唐文人的交往与诗文互动，由个人及群体，由文学而时代，呈现出“韩愈和他的时代”的多重面貌。全书也较为贴合北京大学出版社“启笛”书系“轻学术”的特点，在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同时，为读者进一步理解韩愈及中唐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起韩愈，我们可能会想到苏轼对他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为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在思想、政治、文学、教育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的士人作传，并非易事。而《大河之诗》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对诗歌文本的细致解读，以及蒙太奇般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大河之诗》读来少有艰涩感，颇为引人入胜。

作为一部文学家传记，作者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尤见功力。如评《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在诗意串讲之后，作者敏锐地拈出“燖”“炰”“煨”“爊”等烹调术语所形成的陌生化效果，以及“山狂”“谷恨”“神焦”“鬼烂”等语言的狂欢，由此透视韩愈对“残酷和暴力”的书写，最后不无诗意地总结说：“只因他行过高大的冰山，他也见过野火在地底下奔突。”对韩愈奇谲险怪的名作的解读既有学术性，又不乏美感。

全书章节标题的设置同样颇具文学性。作者拈出各种与韩愈诗文、艺术相关的关键词作为标题，有的会让人在脑海中迅速唤起阅读记忆，如“三个善鸣者”“为历史学声辩”等；有的充满象征意味，如“抛青春”“同命鸟”等；也有的让人会心一笑，如“老友记”“一个大摩羯”等。不同类型的标题与全书叙述方式相互呼应，可见作者在结构上的精心构思。

传记体著作天然的结构方式，是以时间为纵向线索，再横向勾连不同时间点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交往。其好处是线索清晰，但处理不当，也容易流于琐碎。《大河之诗》在此基础上另作安排：全书整体仍以时间为章节架构，各章内部则由若干文人生命的瞬间组合而成，每节自成段落。读者随着作者的讲述，穿梭于韩愈、孟郊、张籍、李翱、贾岛等人的生命时空之间，由此形成近似蒙太奇的叙事效果。

比如，孟郊之死是“同命鸟”一节的主要内容。但在此前写张籍眼疾的“失明症患者”一节中，作者已经写到张籍视力恢复后与韩愈同游城南，并由韩愈“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游城南十六首·赠张十八助教》）一句，引出孟郊去世两年后韩愈与张籍对故人的追怀。这里形成了一种预叙效果：读者先接触孟郊之死留下的悲哀，而后才看到事情的始末。其后的“李杜”一节，又由张籍与韩愈同游再次提及此诗，形成追叙，使故人谢世的余响延续到后文。从吃惊到正视，再到追忆，这种情感流动，也与韩愈面对孟郊之死的情感过程形成呼应。

这种生活剪影式的结构，使同一事件得以从不同人物、不同时间和不同视角反复呈现，同时钩织出草蛇灰线般的情感线索，也构成该书区别于一般传记叙述的特点。当然，这种章节安排在增强文学性和阅读感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连续的时间线索。若能在书后附录以韩愈为主线、兼及其他文人的简要年谱，或可发挥传统传记在历史事件呈现方面的优势。

《大河之诗》另一个给人印象较深的特点，是作者对文人关系及文学史细部的观察。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的重要作家。文学史一般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作为两条重要线索描述中唐诗歌格局。这种经典的叙述方式固然能够提纲挈领，却也容易遮蔽一些无法简单纳入诗派划分的文学现象，比如张籍。

作为韩愈的学生与友人，张籍自然容易被放入韩孟诗派的脉络中考察。但作者注意到，张籍的诗歌风格反而更接近白居易，并进一步指出，促成韩愈与白居易诗歌交往的关键人物正是张籍。这一观察使原本泾渭分明的诗派图景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联系。至于韩愈与白居易的关系，全书结尾还留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何韩愈去世后，刚刚回到洛阳的白居易没有明显的悼念之举，甚至似乎还写诗批评了韩愈？这些问题并未在书中被简单定论，而是随着人物交往的展开，进入文学史内部，为读者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书中另一处颇有意思的地方，是对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的解读。作者提出，诗中前八句是否可能包含对永贞政变的隐微书写。这样的理解，与通常从奇崛瑰丽的意象入手、着重体会颖师琴艺之高妙的解读颇为不同。这样的索隐是否成立，当然仍可讨论，但它至少打开了理解这首诗的另一种路径，也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李贺诗究竟应当如何解读。若在技术处理上再细致一些，比如通过注释交代相关观点的来源和学术脉络，也能帮助感兴趣的读者循此线索，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

对于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说，该书可以作为进入韩愈研究的一部入门读物。韩愈以古文名世，但阅读韩文时，容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文章背后的人事因缘和历史语境未必时时深究。《大河之诗》的一项工作，正是把一些熟悉的名篇重新放回韩愈具体的生命经历和人际关系中。

比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是韩文经典之一，但因叙事简略，读后往往首先留下情感深挚的印象。那么，韩愈为何不惜破体为文，几乎把墓志写成了哀诔文？马家和韩愈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大河之诗》第一章对此做了交代：韩愈曾有寄食马家四年之久的经历，甚至韩愈与夫人卢氏的婚姻也是由马燧说媒。了解这层关系，再回头读《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文章中的情感也有了更具体的着落。

又如《送李愿归盘谷序》，读者熟悉文章本身，却未必会继续追问：李愿归盘谷以后怎样？在《大河之诗》的“盘谷寺”一节中，我们得知韩愈后来还专程前往盘谷探访李愿，并由衷佩服他固守素志。文章之外的人物行迹，由此又反过来丰富了对文章的理解。

再如人们熟知的《谏迎佛骨表》，韩愈因上表中提及信佛者短命的话触怒唐宪宗，被贬潮州，随后又写了《潮州刺史谢上表》，却较少继续追问此后的唐宪宗如何。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唐宪宗在迎佛骨一年后因宫变身亡。这一历史结果与韩愈此前激烈的谏诤之辞并置，也使《谏迎佛骨表》获得了另一层阅读意味。《大河之诗》对这些经典篇目前因后果的交代，有助于读者将具体篇章重新放回韩愈的人生经历和中唐历史之中，从而加深对韩文的理解。

从诗文细读到文人交游，从生命片段到时代图景，《大河之诗》在不同层面展开了对韩愈及其时代的书写。对于韩愈或唐代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作品；对于文学专业的读者而言，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文本解读，也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线索。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