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

作者：张智勇（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

“拆快递”的惊喜、“点外卖”的期待，早已成为数字生活中颇有“仪式感”的日常。可这份便利究竟需要多少包装来承载？2026年7月1日，《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对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用量设定量化要求；9月1日，北京市推荐性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实施，为不同餐品选择适宜包装提供具体指引。一项用硬标准划定底线，一项用细指引提供方法，快递纸箱有了“量体裁衣”的尺度，外卖餐盒也有了合理使用的参照。这场从纸箱、餐盒开始的绿色变革，答案，或许就在“恰好够用”四个字里。

“恰好够用”，首先是对包装功能边界的重新认识。包装的本分，是保护商品、保障卫生、便利流通，而不是靠层数堆积制造安全感，更不是用繁复外观代替品质。汤水多的餐食需要可靠密封，易碎品需要必要缓冲，普通耐压商品却未必需要层层加固。把所有商品都装进同一种“保险箱”，看似省事，实则把设计不足变成材料浪费。真正的绿色包装，不是简单地把盒子做薄、把袋子做小，而是依据实际防护需求精准设计，让每一分材料投入都发挥应有作用。

这也意味着，不能把“减量”误解为“减配”。若少用一层材料，却导致餐食洒漏、货物破损，后续补寄、退换和重新生产同样要消耗资源；若只看包装上印着的“环保”二字，不看制造、运输和处置环节的资源消耗，也可能出现“看起来更绿、实际上未必更省”的偏差。事实上，以功能为尺度，绿色包装才能避免从一种浪费走向另一种浪费。

可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很难把包装减到“刚刚好”？原因就藏在两本账里。商户看得见破损带来的退赔、差评，却未必能在账面上充分体现多用一层包装带来的环境负担；消费者得到的是完整商品，额外产生的清运、分拣与处置成本则由社会分担。对单个经营主体而言，“多包一点”可能是规避风险的便宜之举；当许多人都这样选择，社会却要为不断增加的材料消耗买单。从经济学上讲，这正是环境成本未充分进入市场决策的表现，经营上的“小账”，未必等于社会的“大账”。

另外，过度包装有时还被市场竞争“推着走”。在商品品质难以事先辨别的情况下，厚实的纸盒、精美的内衬，容易被当作品质和服务的证明；即便消费者并不真正需要，商家也可能担心自己率先“瘦身”会被认为不够用心。于是，原本用于保护商品的包装，又承担起彰显档次与制造差异的功能。治理过度包装，既要约束看得见的尺寸和层数，也要改变“包装越厚越可靠”的评价习惯，让品质由商品本身、配送安全和履约服务来证明，而不是由额外耗材来背书。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标准的作用并不只是做“减法”，更在于为市场划清合理包装的边界。快递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把“大箱装小物”、层数冗余、胶带过量等问题转化为可测量的规则；北京的推荐性地方标准则根据餐品形态和使用需要提供分类指引，例如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避免用一把尺子丈量所有场景。前者划出底线、竖起边框，后者给出可供采用的具体办法。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因为标准既要有约束力，更要有适配性，这样才能让企业把精力从拼材料转向拼品质、拼设计、拼工艺、拼效率。

要让这种转变持续发生，还须把绿色收益写进企业账本。包装优化的好处分散在材料采购、仓储配送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改造投入与节约收益却未必落在同一主体身上。倘若小商户独自承担包装改造成本，却难以分享整体节约的收益，转型动力自然不足。平台连接生产者、商户与消费者，可以综合订单品类、破损退赔和耗材数据，改进包装适配与售后评价；包装企业则可通过结构创新、规格标准化和规模采购降低单位成本。此外，还可探索让商户、平台等主体合理分担改造成本、分享减量收益的机制，使节约资源不只是社会意义上的“好事”，更是经营账本上的“合算事”。

评价包装是否绿色，还须“风物长宜放眼量”，把目光从拆封时刻拉长到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某种材料能够回收，不等于一定有人回收；标注“可降解”，也不意味着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自然消解。生产时用了多少资源，运输中占了多少空间，使用后能否便捷分类，回收后有没有稳定去处，都影响最终的生态账。绿色成色不能只由一张标签来决定，而要由整个链条的实际表现来检验。

包装虽小，却像一面镜子，照见企业如何组织生产，也折射社会如何分担成本、衡量价值。当少一层包装不再意味着少一分品质，而意味着多一分效率、多一分生态责任，绿色发展的模样便能在寻常生活中越发清晰显现。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