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波（信阳师范大学炎黄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和精神标识，先秦时期“百家言黄帝”（《史记·五帝本纪》）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建构古史帝王谱系起了重要作用。杂家著作如《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等，都包含有与炎黄相关的记述或者言论。这些文字借炎黄相关事迹，或阐发治世之道，或阐发礼贤之道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杂家炎、黄记录的差异

与当时诸子多将炎黄并论相比，杂家著述中提及黄帝较多，炎帝却较少，且将神农与之并提。其中有不少篇目记录了黄帝诸多言行。如《吕氏春秋》有14篇提到黄帝，其《孟夏纪》有“黄帝师大挠”；《仲夏纪》有“令伶伦作为律……与荣将铸十二钟”；《离俗览》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离俗览》之外，《仲春纪》也有“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孝行览》也有“此神农、黄帝之所法”，皆将黄帝与神农相提并论，而且提及的频次明显高于炎黄组合。炎黄合称则见于《孟秋纪》：“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相比之下，当时著述对炎帝的描述篇幅较少。如《管子·封禅》提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炎帝与神农、黄帝前后相连，显然，先秦还未将炎帝、神农合二为一。后来《吕氏春秋》中的《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三篇都提到“其日丙丁，其帝炎帝”，把炎帝视为夏季之神，并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政令。后来在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才将炎黄并称。既有“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俶真训》）与“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修务训》）的说法，也有“黄帝尝与炎帝战矣”（《兵略训》）与“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天文训》）的记载，炎帝与黄帝、神农与黄帝同时出现的频次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相同的是，《吕氏春秋》《淮南子》都将神农与黄帝视为理想政治的典范，而提及炎黄时，则以记载他们之间的战争关系为主。

不仅如此，杂家对黄帝的贤能智慧多有誉扬，并列入古史叙述体系之中。如《管子》有6篇提到黄帝，除封禅泰山之外，还记录了黄帝使民安其法（《任法》）、立名台观贤（《桓公问》）、欲陶天下为一家（《地数》）、得天下而牧之（《揆度》）等事迹。此外，《尉缭子》中有“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的黄帝之言，《鹖冠子》中有“黄帝百战”的记载。统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而不单涉炎黄者，《吕氏春秋》有10篇；《尹文子》《管子》《鹖冠子》亦有提及。“尧、舜、禹、汤、文、武”（《管子·枢言》）作为古代贤王而非炎黄后裔，也在上古杂家著述中反复出现。由此观之，杂家著述主要是把黄帝置入古史帝王体系中，将其和神农并称，视为上古明君典范，炎帝则较少被提及，还残留着先秦时期建构古史帝王谱系的历史信息。而我们熟悉的将神农与炎帝合一的情形至汉代才定型。而杂家的记述正是体现了这种过渡痕迹。

借炎、黄阐发治世之道

杂家糅合儒道等各家思想，遍举炎黄等古代帝王，形成了一套治世之道。一方面，杂家将法天地作为其政治思想的起点。如《吕氏春秋·序意》指出黄帝曾以“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教诲颛顼，认为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的，强调从自然之理中寻找治世之道，天、地、人都要遵循规律。《吕氏春秋·慎大览》：“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禹、舜、汤、武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反之则不然，违背自然规律就是取祸之道。又如《尸子·仁意》记载尧舜问对时，也把事天、任地、务人视为仁善之所在。如何法天地呢？因时顺势而已。这些观点至汉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淮南子》认为五帝三王施教必用参五，补充了“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辟疾病之曹”（《泰族训》）；批评神农、尧、舜、禹、汤“莫得无为”的观点，强调“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修务训》），把“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齐俗训》）视为古之圣王的治国之道。

另一方面，杂家认为炎（神农）、黄等圣贤帝王以德义治国，身正而天下服。如《吕氏春秋·离俗览》：“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黄帝之德曾“致四夷之民”（《尸子·卷下》），汤之德曾“及禽兽”（《吕氏春秋·孟冬纪》）。什么是帝王之德呢？《吕氏春秋·孟春纪》指出，“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认为炎黄之德如天地大公无私。《尸子·治天》也指出，所谓天子，就是效法天地不私于物。《吕氏春秋·孟冬纪》还指出，黄帝说“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尧有十子而传位于舜，舜有九子而传位于禹，皆因“至公”。以上均强调炎黄等圣贤帝王之德“不为私”。《管子·形势解》也引炎黄论其治世之道务在利民：“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

借炎、黄阐发礼贤之道

杂家对炎黄的举贤任能、礼贤下士等举措与活动也有述及，强调治国与贤士的关系。如《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有“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不苟论》中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因此他们要实现法天地以利万民的政治理想，仅靠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举贤礼士，以众智为辅弼。《吕氏春秋·孟夏纪》：“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古代圣贤帝王修身以治天下，所以其取众在于求贤，因为“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吕氏春秋·开春论》）。“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吕氏春秋·孝行览》）黄帝成功得益于合己者四人，尧、舜成功得益于伯阳、续耳等贤人，圣君贤佐必须互相配合才能使天下大治。立功名的关键在于得到贤良辅助，所以尧作为天子，北面见布衣善绻，正是因为礼贤的缘故。（《吕氏春秋·慎大览》）姜太公七十岁还被称为狂夫，遇到周文王后，一战而定天下，就是圣君贤佐相遇合的典型。（《尉缭子·武议》）“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吕氏春秋·孟夏纪》），以帝王之位而尊师，可见古代圣贤帝王没有不举贤礼士的。《淮南子》进一步提出，古代帝王“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诠言训》），如尧、舜、武分别有九个、七个、五个辅佐之人，他们虽然对于具体事情没有特殊能力，但是“善乘人之资”（《道应训》），也可以垂拱而治。

总之，杂家关于炎黄等古史帝王的论述传达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治国之道。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尹文子·大道》）为五帝、三王治世之术，虽然杂糅百家，但又在实用主义的原则下自成体系，更符合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杂家用于寄托政治理想和治国之道的古史帝王事迹既保留了先秦时期古史帝王谱系建构的信息，也增强了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的认同意识。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