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在深层结构上体现为时间意识的更迭与存在样式的重塑。自然人类所依托的文明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记忆文明”。在这种文明样式中，经验的积累、传统的承袭以及对过往的追忆构成了文化认同与生存智慧的基石。人类通过对过去的不断回溯与重构，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以此应对当下的生存挑战。然而，随着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一种面向未来的、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全新的文明范式正在取代传统的记忆文明。在当下的技术社会语境中，“未来已来”成为一句广为人知的流行语。这一表述虽然通俗，却精准地捕捉到了技术生活加速化的现实：那些曾经仅仅存在于想象和预测中的未来之物、未来之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当下的现实。技术迭代的周期被极度压缩，以至于个体若不能时刻保持跟进，便会在转瞬之间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命运。然而，从严格的逻辑学角度审视，“未来已来”这一命题本身包含着内在的悖论。未来之所以为未来，正在于其尚未到来；如果未来已然降临，那么它便不再是未来。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恰恰折射出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被无限放大，技术变革的不可控性使得整个技术生活世界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担忧与焦虑之中。而“数字”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驱动这一现象的核心力量。

　　面对史无前例的数字技术变局，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数字存在”（Digital Being）？这不仅是对当下技术现实的描述性提问，更是对未来人类生存根基的规范性探讨。本文旨在对“数字存在”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论说，并先行提示其三个基本维度，以期勾勒出数字存在学/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的初步轮廓。

　　“数字存在”的历史谱系：从古希腊数之学至现代数字工业

　　“数字存在”的首要规定性在于，它是一种由数字技术主导和支配的存在样式。理解这一样式，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偶然现象，而必须将其置于西方哲学与科学发展的漫长谱系之中。

　　所谓“数字技术”，其内涵远不止于时下热闹非凡的人工智能技术。诚然，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技术的最高代表，集中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势力和威力，但它绝非“数字技术”的全部。事实上，其他科学领域，包括当今最具颠覆性的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同样是以数字化为基准和目标，致力于处理可计算的信息。在技术乐观主义——在今天更确切地说是“数字乐观主义”——的视域中，一切现象皆可计算，一切科技归根结底都是算法。这种算法主义甚至将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和心理活动也纳入其中，将其划分为“电子算法”与“生化算法”。这种将复杂温热的人类存在还原为冰冷代码的做法，正是数字主义极端化的表现。

　　尽管数字技术的全面爆发是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最近三四十年间，但数字主义的哲学传统却是由来已久的。它的源头可以回溯到笛卡尔所提出的“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理想，甚至可以进一步上溯至古希腊的“数之学”（Mathesis）。古希腊的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构成了欧洲哲学的主体，它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科学，是对纯粹观念与形式的存在规定和思维规定。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存在学/本体论逐步内化为“主体—思维存在学”，并将古希腊的“数之学”进一步普遍化，从而确立了“普遍数理”的宏大理想。

　　在技术工业的演进历程中，形式科学通过数理逻辑的中介，完成了向数字信息化的转换，数字存在学/本体论由此得以实现。现代技术工业肇始于1760年前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1945年为界标，前半段的技术工业主要以物理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主导，人类通过改造物质和能量来重塑自然；而后半段，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则以“数字工业”或“数学工业”为主。今天，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基因工程，都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广义的“数字工业”或“数学工业”。今天由数字技术支配的数字文明，实际上是古希腊形式科学和欧洲近代“普遍数学”理想在当代技术条件下的彻底实现和全面展开。

　　“数字存在”的基本机制与运行特征

　　“数字存在”的第二个维度，在于它标志着技术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与根本特征。要理解这一维度，必须将其置于近现代技术史与人类文明转型的宏大背景中。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世界经历了从自然状态向技术状态的断裂性巨变。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之前，技术世界主要呈现机械性、区域性与物质性的特征，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尚停留在力学与化学的层面，人类生活世界的基底仍由土地、气候等自然要素所支撑，那么，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技术世界则越来越深地陷入数字化、计算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之中。微电子技术、信息网络和算法治理的扩展，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个曾经以物理和化学属性为基础的物化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演变为一个数理—数学世界。“数字存在”构成了技术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逻辑，它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规定着人如何感知、理解自身、行动的存在论境域。

　　这一逻辑贯彻并表达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际关系层面，数字主权与网络空间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数据跨境流动、算力分配、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在社会治理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监控和算法决策成为社会治理的新型方式。从交通流量调控到犯罪预测，从信用评分到资源分配，依托数据的采集、分析与自动化执行，显著增强了社会治理效能。在科技研发领域，模拟仿真和数据驱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经验试错。风洞实验被计算流体力学取代，药物筛选被AI模型加速，科学发现的逻辑从“假设—验证”转向“数据—模式”。这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能通过直接面对自然，还能通过中介化的数据模型。在人际交往与交易支付等日常活动中，数字化和计算化更是成为了大众模式。社交媒体、移动支付、即时通信，使得人的社会关系、经济行为与情感表达都被转码为可计算的数据流。从技术媒介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文字、图像和声音三大媒介的主导形态已被数字化重构，三者在社会文化权重中的关系也随之重置。文字不再仅仅是印刷在纸张上的符号，而是变成了数据库中的条目、算法推荐的内容；图像和声音也不再依赖于胶片和磁带，它们的主导形态已经被转化为“0”和“1”的二进制代码。这一媒介层面的变革，标志着“数字存在”的深度降临，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的载体，更改变了信息与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得媒介本身成为了构成现实的本体论力量。

　　在这个由“数字存在”主导的世界中，其运行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巨量、加速与虚拟。这三个特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技术时代的生活体验。

　　“巨量”指的是数据生产的爆炸式增长。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海量的信息，从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到物联网传感器的读数，再到金融交易的记录，这些数据构成了“数字存在”的基础材料。巨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庞大，更意味着一种存在论上的“淹没”——个体被包裹在数据洪流中，难以分辨信号与噪声。数据的巨量性使得传统的人文主义阐释方式失效，必须依赖算法来处理，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算法对意义的垄断。巨量数据构成了数字世界的“原材料”，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可被计算、可被关联、可被预测的属性。这种巨量性也带来了存储、算力与能源消耗的指数级增长，使得“数字存在”成为一种高度耗能的存在方式，其代价往往被隐藏在“虚拟”的表象之下。

　　“加速”指的是信息处理与传播速度的极致化，实时性成为了技术系统的核心要求，社会节奏也随之空前加快。从电报、电话到光纤、5G，信息传输的延迟被压缩到毫秒级；从批处理到实时流计算，数据的处理要求即时响应。加速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新闻的实时更新、股市的高频交易、短视频的即时反馈、外卖配送的倒计时……时间被切割为更小的单位，等待变得难以忍受，延迟成为需要排除的故障。加速的存在论后果是“当下主义”的盛行：过去被压缩为可随时调用的数据，未来被算法以概率推荐提前投喂，唯有“现在”被无限放大。深度的时间体验（如回忆、期待、绵延）被即时性所取代，人们容易失去在时间中沉淀的能力，沦为对刺激作出即时反应的节点。

　　“虚拟”则是指数字世界构建了一个超越物理现实的拟像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概念，标志着“数字存在”从工具层面向空间层面的跃迁。虚拟并非“非真实”，而是一种新的存在样式：它既有感官上的逼真性，又有存在论上的依赖性——依赖于硬件、算法与电力。虚拟空间的扩张，使得“在场”与“缺席”的传统区分失效：一个人可以同时出现在物理空间与多个虚拟空间中，身体在场而意识缺席成为常态。虚拟性还带来了身份的流动性与多重性，人在不同平台上扮演不同角色，自我被分解为数据画像的集合。这种虚拟性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补充、叠加甚至替代，它构成了数字时代人类栖居的基本场域。

　　与这些运行特征相对应，技术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状态则表现为：浮游感、失重感与不安感。这些状态并非个体的心理偶然，而是“数字存在”本身的存在论映射，是人在技术座架中的根本处境。

　　“浮游感”源于个体在数字信息洪流中的无根化状态。人们虽然被海量信息所包围，却难以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信息的巨量性与加速性使得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人被信息流裹挟，像浮游生物一样随波逐流。浮游感还体现在归属感的丧失：传统的社群、地域、文化认同被数字连接所稀释，人在全球网络中看似连接一切，实则孤立无援。浮游的个体缺乏深度的时间积累与空间锚定，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叙事，只能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拼凑临时的身份。

　　“失重感”则是由于“数字存在”脱离了物理世界的重力束缚。人们通过屏幕和接口与世界连接，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关联被削弱。在数字交互中，身体的重量、阻力、痛感被最小化，行动变得轻盈——点击、滑动、拖拽，一切都在指尖完成。这种轻盈带来了自由感，却也带来了存在论上的“失重”：人不再被锚定在大地上，不再通过身体的劳作与环境的阻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失重感还体现在价值感的缺失：在数字世界中，一切都可以被撤销、删除、重置，行动的重量被消解，责任变得模糊。

　　“不安感”则是最根本的情绪底色，它源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失控的潜在威胁。“数字存在”的高速演化使得人难以预测明天的技术会如何改变生活，人工智能的突破、生物技术的融合、脑机接口的发展，都带来了存在论层面的焦虑。不安感还来自对技术依赖的恐惧：一旦数字系统崩溃，人是否还能生存？数据被滥用、隐私被侵犯、算法被操控，这些威胁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们的安全感。不安感是数字时代的基本情绪，它不像恐惧那样指向具体对象，而是一种弥散性的、存在论层面的焦虑——人感到自己被抛入一个由自己创造却无法完全掌控的技术世界中，失去了存在的确定性。

　　“数字存在”的基本机制与运行特征，构成了技术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层逻辑。它以巨量、加速、虚拟为特征，塑造了浮游、失重、不安的存在状态。理解这一逻辑，不仅是技术批判的前提，更是未来哲学重建意义主权、寻求人在数字时代何以可能的根本出发点。

　　“数字存在”的二重化悖论：个体实存的自由与禁锢

　　“数字存在”的第三个维度，也是最为深刻和紧迫的维度，在于它对个体实存具有二重化悖论性的规定意义。技术工业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技术带来了“普遍交往”，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使人类进入了一个不断放大的自由状态。马克思虽然身处蒸汽机时代，却已预见到电力将取代蒸汽成为更伟大的革命力量，并洞察到技术工业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类交往还主要停留在物质交换的层面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而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具身交往的意义已经大大缩减，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虚拟交往则日益成为人类主流的交往方式。当下，数字技术使得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的交往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普遍交往”。事实上，自由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在技术的语境下，“自由”就是“可交往性”。技术通过消除时空障碍，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可交往性，从而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自由。

　　然而，技术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技术在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使人类丧失自由。这种悖论首先体现在，数字技术的虚拟性和抽象性将人类置于一种同质化、非具身性和虚无性的状态之中。当一切都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时，个体存在的丰富性被还原为单调的代码，其独特性和差异性便被遮蔽。这种同质化使得真正的自由选择变得不可能，因为选择本身已经被算法所预设和引导。数字技术作为当代技术统治的典型和主导形态，已演变为技术生活世界中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数字技术对个体的支配不再是外在的、暴力的，而是内在的、隐秘的，它通过数据收集、行为分析和算法推荐，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个体的欲望和意志。

　　这就是说，数字技术造成了一个深刻的自由悖论：它一方面极度放大了个体的交往自由，另一方面又极度压缩了个体的精神自由。我们经常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固然没错。技术经常呈现出“既—又”的辩证结构，甚至时常陷入“既不—又不”的悖论性境地。技术若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生若此，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我们越来越能理解海德格尔后期经常使用的“二重性”概念。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有一个基本的“二重性”，即“具身存在”与“数字存在”的“二重性”。人类既是拥有血肉之躯、生活在物理世界中的具身存在，又是被数据化、生活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存在”。这两种存在样式之间的张力与交织，将成为未来人类必须面对的存在论处境。

　　所谓“数字存在论”，它既包含“数字存在之论”，即关于“数字存在”的探讨和论述，用英文来说就是On Digital Being；它又指向“数字存在之学”，即Digital Ontology，或者更应该书作Ontology of Digital Being。虽然“数字存在之论”比“数字存在之学”在范围上要宽广一些，但两者的根本含义是一体的。它们都是试图在数字化的时代，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为人类在技术面前的自我定位提供哲学的依据。这不仅是理论的需要，更是实践的迫切要求。在未来的岁月里，如何在对立中保持张力，在二重性—差异化运动中寻找平衡，将是每一个思考者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