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但昌武（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自青海省扎陵湖畔发现“采药昆仑”秦刻石的消息公布以来，该刻石的真伪问题迅速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真伪之辩渐息后，刻石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其中一个问题是，秦代与西汉对昆仑山地望的认知呈现出明显差异。根据尕日塘秦刻石推测，秦人心目中的昆仑位于今青海省南部黄河源地区（以下简称“今青海南部说”）；西汉官方则将昆仑定位于西域于阗南山（位于今新疆昆仑山脉西段，简称“于阗南山说”）。然而，秦使采药昆仑之事及其地理认定，均未见于后世典籍，而西汉对昆仑的定名却影响至今。

　　秦代的昆仑记忆为何会被西汉新说所覆盖？梳理文献可知，秦人探寻昆仑的路线实与战国秦汉时期“河出昆仑”的地理认识相符，而“于阗南山说”反而偏离了对河源的真实认知。后者实与汉代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密切相关，是当时构建边疆上古地名体系的组成部分。西北边疆经略的长期实践、上古地名体系的文化认同价值，以及正史载录的经典化效应，共同促成了“于阗南山说”的巨大影响和长久流传。

　　早期文献中的昆仑与秦人的实地探求

　　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文献中，昆仑山常被描绘为邈远难及的神山，呈现出崇高、奇异和神秘的色彩。《山海经》称，昆仑乃天帝在下界的都邑，众神所居，方圆八百里、高万仞，有开明兽守九门，弱水与炎火之山环绕，周边的山岩仅后羿可登。同时，昆仑是河水、赤水等多条大河的源头。而在《穆天子传》等文献中，昆仑山方圆二千里，上有九重之城，内含阆风、悬圃等仙境。诸如此类的记载可能蕴含某些地理知识，但整体充满神话色彩，其位置及相关地物描述模糊、混乱，甚至相互矛盾，致使后世学者考订昆仑地望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反映出早期昆仑叙述并非全然客观的地理知识，当时的君主和士人阶层似乎也没有寻找并准确定位昆仑山的意愿和需求，往往视其为域外缥缈之地，甚至有意强化其神秘性与不可抵达性，强调唯有神仙（如帝、西王母）和少数上古英雄（如后羿）才能栖居或踏足，以赋予其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象征意义。

　　然而，随着秦始皇对寻仙采药的兴趣和需求日益强烈，寻找昆仑山成为一项现实且紧迫的政治任务。这意味着秦始皇及其官吏、士人，不满足于神秘化的昆仑知识，亟须从文献中提取可指导实地考察的地理线索。周运中《〈山海经〉昆仑山位置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曾全面梳理相关文献，认为昆仑山地望可从产玉、火山、流沙和水系等四个方面展开考订。这四点也正是与昆仑直接相关的少数可供实证的地理信息。不过，无论是产玉之地，还是火山、流沙等景观，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具有唯一性，且《山海经》等文献对此记载也含混不清，因而难以作为确凿的定位依据。

　　唯有“河出昆仑”的记录，是连接神话想象与地理现实最具辨识度的纽带，为秦人探寻昆仑提供了切实而可行的地理依据——只需溯河而上，便可抵达昆仑。值得注意的是，战国至汉初，河源昆仑已是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禹本纪》《尔雅》等文献皆作此论。尕日塘秦刻石正是这一普遍认知付诸实地考察的物质见证。

　　刻石记载：“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乐（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计〕前彻（辙），可二百五十里。”（李零：《阅读新发现（四题）》，《文物》2025年第11期）五大夫翳及其方技团队旨在抵达昆仑采药，“到此”指刻石所在地，在今青海省扎陵湖畔，“二百五十里”是基于实地勘测（“计前辙”）的里程记录，这与《山海经》等文献的怪诞叙事风格迥异。五大夫翳的考察队伍显然是依据“河出昆仑”的地理知识，抵达今青海省扎陵湖一带。

　　“于阗南山说”的生成及其历史背景

　　至汉武帝时期，昆仑山被重新指认为西域于阗之南山。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此次定名昆仑事件，是由张骞从西域带来的河源知识所引发的：“（张骞）具为天子言之。曰：‘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张骞认为，河水真正的源头不在今青海地区，而在当时西域于寘（即“于阗”）南山，其水东流至盐泽（今罗布泊）后，潜行于地下，到今黄河上游才重新冒出地面，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河源。此即著名的“重源伏流说”。

　　张骞首通西域，又居匈奴、西域十余年，而西域内流河现象与《山海经》中的河水潜流记载，如“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等，也存在关联性解释的空间。因此尽管张骞所述颇显奇诞，也与黄河源头的实际情况不符（祁明荣主编：《黄河源头考察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但在当时却是不容辩驳的权威知识。由于昆仑地望与河源直接关联，河源认知的变动必然引发昆仑定位的更改。汉武帝遂遣使至于阗“穷河源”，并亲查古图书，将其南山命名为“昆仑”。

　　此次考订昆仑与河源地望，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并由皇帝亲自参与论证和定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行为。此事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大宛列传》，而“重源伏流说”又得班固《汉书·西域传》的补充，例如班氏指明西域河水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汇入蒲昌海后，潜行至积石山才冒出地面。这与《山海经·西山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以及《禹贡》“导河积石”等记载形成呼应。由此，昆仑“于阗南山说”不仅获官方认定，更因进入史书而经典化，为后世沿袭。

　　但与尕日塘秦刻石不同的是，此次昆仑探寻的目的并非寻仙采药或者探险猎奇，而与汉武帝西北边疆经略直接相关。汉代对昆仑的定名绝非孤立的现象，牛敬飞《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即提到，汉武帝和古文经学者合作，将《禹贡》中的上古地名（如弱水、三危、黑水、渠搜以及昆仑等）成批地对应到新拓疆土中，重构了华夏西部空间，成为汉武帝西北边疆经营方略在文化层面的体现。巫新华《汉武帝“定昆仑”与汉代西域治理》（《学习时报》2026年4月10日第7版）亦指出，“汉武帝‘定昆仑’，正是将昆仑这样极具象征性的文化资源应用于国家治理当中，为西域经略提供超越武力、影响更为持久有效的柔性治理，并构建起连接中原与边疆的国家认同纽带”。由此可见昆仑定名事件与西北边疆经略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实，上古地名体系也是衡量君主功业与德政的地理标尺。早在秦始皇时期，就以上古地名而非当时的郡县名来概述秦统一后的疆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相较于“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的情形，这是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的现象，是“五帝所不及”的宏伟功绩。这些上古地名为秦始皇超越五帝三皇提供了最直观有力的地理证明。

　　汉武帝攘四夷而开三边，其丰功伟业亦需上古地名作为参照系，才能更好地进行确认和宣扬。而汉武帝亲自“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的行为，近乎一场对自己功业的认定和纪念，而非纯粹的地理考证活动。王莽摄政时期，为了证明其化四夷和致太平的成功，如法炮制，将昆仑、弱水及西王母居地等一并内移到金城郡外，并在此新设西海郡。东汉王充《论衡·恢国》极言汉之功德不仅胜于周，更在百代以上，就曾以与昆仑相关的西王母国作为案例来展开论述：“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

　　正因为汉武帝对西北上古地名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汉代经营西北边疆和丰富“大一统”叙事中的重要文化举措，“昆仑”便未被定位于远离汉朝拓疆主线且人迹罕至的今青海南部，而是与弱水、流沙、三危山等地名一样，被对应到河西诸郡及西域地区。张骞提出的河水“重源伏流说”，为其提供了知识层面的论证，而《史记》《汉书》的记载则使其获得经典地位。

　　汉晋“于阗南山说”的延续与异说

　　在边疆经略和文化整合的推动下，昆仑“于阗南山说”得以确立，并在汉代官方和知识学界获得了权威地位，例如东汉《风俗通义》《说文解字》等经典著作皆采此论。而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西北边疆经略的长期实践、上古地名体系的文化认同价值，以及正史载录的经典化效应，共同维系了这一说法的传播与延续。即便唐以后开展了数次河源实地考察，该说依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甚至还将新的考察结论吸纳并整合进原有的“昆仑—河源”知识框架中（成一农、陈松：《中国古代的河源图研究——基于知识史的一些解读》，《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

　　但要说明的是，汉晋时期“于阗南山说”并未完全统一时人对昆仑的认知。例如，尽管司马迁将“重源伏流说”和武帝依据古图书“定昆仑”之事载入《史记·大宛列传》，但他仍在文末流露出微妙的保留态度。他先引《禹本纪》所载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等神异之说，随即反问道：张骞和其他汉使真有见到这样的昆仑吗？因此他得出结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并未直接否定汉武帝所定昆仑之地望，但通过对《禹本纪》《山海经》中奇诞记载的批评，隐晦地表达了他“不敢言之”的存疑态度。

　　昆仑乃河西祁连山之说（以下简称“祁连说”），在汉晋之时亦获部分认可（李并成：《“昆仑”地望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汉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广至县下设有“昆仑障”。广至及昆仑障皆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一带，南近祁连山。而与昆仑相关的地名，如弱水、流沙、三危山等，又被分别定于张掖郡之删丹、居延县和敦煌郡下的敦煌县。《晋书·张骏传》载：“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可见，昆仑为祁连山之说，不仅在河西地方社会被接受（如“石室玉堂”等景观的出现），而且获得了当地政治人物的采纳。又如前所述，王莽为了粉饰太平，将昆仑及相关地名移位至祁连山南的金城郡外，这与“祁连说”也有一定的关联，并非全然凭空捏造。

　　然而，“祁连说”本质上是对“于阗南山说”的一种调适。其出现并非向秦代“今青海南部说”的回归，而是将昆仑这一地名内移，置于王朝实际控制的河西地区，或政治影响力更强的金城郡外。这一调整既延续了在边疆构建上古地名体系的思路，又缓解了“于阗南山说”因地理遥远、实际控制薄弱而带来的困境。但其论证依据也偏离了“河出昆仑”这一最具实证价值的早期文献线索。

　　经历了这些历史过程，秦人基于“河出昆仑”认知所进行的实地探寻及其留下的昆仑知识，因与汉代边疆治理及文化整合的方向不尽相符，而被逐渐遗忘。直至尕日塘秦刻石的重新发现，才使我们窥见这一被长期隐没的地理认知，并意识到汉代昆仑地望的考订和调适，本质上是边疆经略与文化建构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