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向东（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专业技术大校研究员、《军事历史》主编）

　　学人小传

　　刘统（1951—2022），生于北京。198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毕业，到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2004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战上海》《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等，整理《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

　　革命史著作不仅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更承担着公共历史教育与传播的功能。这一双重属性，使得革命史书写始终面临平衡“求真”与“传神”的难题：既要以严谨扎实的史料考据作为根基，又要还原历史人物的现实处境与个体命运，追求有温度的史学叙事；既要规避考据带来的枯燥，又要警惕文学演绎造成的失真。

　　已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刘统先生，将传统考据学、历史地理学的治学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革命战争史研究，同时结合战地亲历所得的现实感悟，形成了兼具严谨性与可读性的革命史书写风格。他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战上海》《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以及解放战争“决战”系列，在专业史学界获得较高认可，也收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堪称党史军史领域“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此外，他还整理了《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史料。这些作品立足原始档案，注重还原具体历史情境，将历史落实到人的鲜活实践，在革命史研究和公共历史教育传播领域具有典范意义。

　　一

　　刘统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家中留存的《史记》《资治通鉴》成为他重要的读物，潜移默化中埋下日后治史的种子。1969年他进入工厂做工，恢复高考之后几经周折，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师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王仲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

　　王仲荦承接章太炎一脉学风，主张立身与治学不可两分，将史德置于治学首要地位。他坚守学术原则，奉行“良工不示人以璞”，倡导治史当博览群书，搜集材料务求完备周详，学问贵在反复打磨沉淀，沉心排比梳理史料，摒弃空疏浮泛之论，记述史事力求真切。王仲荦治史兼顾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证，重视社会各领域的内在联系，避免教条化解读历史。这种立身准则与学术取向，深刻影响了刘统日后的革命史写作，使他格外看重历史细节，关注历史中普通人真实的生存处境。

　　硕士毕业后，刘统留校任教。1985年，他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谭其骧治学秉持“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精神，重视原始文献的比对考辨，辨析各家记载异同，厘清地名、政区、地理环境的流变。受这一学风熏陶，刘统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的过程中，形成比对异说、审慎考辨史料、深耕专题的治学取向，这也奠定了他后来研究党史军史的思维底色。

　　1988年博士毕业后，刘统携笔从戎，进入藏有丰富解放军历史档案的军事科学院工作。他看到，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中，许多研究属于开创性工作，不少重大政治、政策和学术性问题亟待厘清，大量历史细节有待发掘，这激起了他浓厚的研究兴趣。1990年，谭其骧赴北京开会，刘统前去拜见，汇报自己的工作，谈了自己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史问题的感受与思考。谭其骧当即嘱咐他：“你要把这些都写下来，都写下来！”得到导师的理解与鼓励，刘统开启了对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研究。

　　彼时刘统已年近四十，早已过了改换学术专业的黄金年龄。虽然史学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党史军史研究的思维方法、表述方式，和古代史存在较大差别。为弥补自身不足，他克服重重困难，常年过着办公室、图书馆、家三点一线的生活，废寝忘食钻研学术。1993年，他完成《北上》第一稿，几经修改，此书200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16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修订再版。

　　2004年赴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之前，刘统已经出版解放战争“纪实三部曲”和《北上》等军事史著作。完成这些著作，除古代史考证功底支撑之外，还得益于一段特殊人生经历的滋养。1989年，他作为军事科学院老山前线见习队成员，赴云南麻栗坡老山前线驻守三个月。这段战地历练，构成其战争史研究重要的现实参照。身处潮湿简陋的猫耳洞，直面真实前线态势，他深切认识到：战争无法仅仅依靠文书、电报推想。山林间云雾弥漫，地雷遍布四野，物资补给艰难，通信时常中断，很多战场上现实的生存困境，档案往往不会详尽记载。在前线，他切身体会到亚热带山地作战的复杂现实：地图文本与实地地貌会存在偏差，山谷浓雾遮蔽视线，雷区密布，很多区域不能随意通行。一场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将帅下达的命令，情报侦察、地理条件、后勤保障，乃至普通士兵的身心状态，都会左右战争走向。

　　严酷的战地历练，塑造了他的军人气质与军事思维。这段经历帮助他更加理解战争与战争中的人。后来梳理革命战争史料时，他便多了一重现实体验作为参照：当年红军转战求生，处处受制于山川、气候、物资条件，其间无数艰难困苦，仅靠纸面文字很难充分体会。文献阅读结合战地体验，让他在研究革命战争史时，更能够体察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正源于这份切身感受，研读史料之时，他会自觉跳出“后见之明”，设身处地体会当事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两难选择。

刘统撰写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二

　　“传神”必先“求真”，生动的历史叙事不能脱离史料根基。刘统曾提到，“我的方法是用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重细节，重考证”。撰著革命史著作，他恪守传统史学考辨方法：辨析文献形成时序，比勘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审慎甄别各家记述，不轻易采信单一说法。

　　2002年初，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被媒体报道，成为刘统整理《亲历长征》的重要契机。他希望还原原始文献面貌，再现红军将士的现场见闻，同时也向学界揭示这批战时回忆录固有的史料局限，倡导多元史料相互参证的研究方式。

　　这批文稿的源头，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征集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稿件多出自基层指战员之手，具有晚出回忆录难以比拟的现场感。文稿1942年在延安作为内部资料刊印，后衍生出1954年《党史资料》刊载本、1955年公开选本等版本。刘统整理的《亲历长征》，以1954年《党史资料》刊载本为底本，广泛参校各版本，尽可能复原遭到删削的篇章文字。例如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1942年的延安本中，有记述会理见闻与民俗风俗的内容3000余字，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节。刘统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当地民俗和长征生活，并非可有可无，现据原稿恢复”。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记述掉队红军历经生死磨难重新归队的曲折经历，原为1942年本收录，后被删去。刘统指出：“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人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事实，应当从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革命的艰难。”（《亲历长征》前言）此外，长征行军地名多来自口头问询，因藏语音译、方言记写造成大量讹误，刘统逐条考订，校正错漏。

　　同时，刘统也点明这批战时文稿的历史局限：其一，文稿多记录个人行军作战见闻，受战时保密纪律约束，基本没有涉及遵义会议、张国焘分裂等内容；其二，稿件征集截至1936年10月，其时红二、四方面军还在北上途中，所以文稿只反映了一方面军的内容，无法完整覆盖长征全过程；其三，部分文本保留着时代用语痕迹。这些都属于史料自带的客观时代局限，而非文本本身的缺陷。在整理过程中，他将这批文稿同作战电报、中央文件、高级干部报告、不同版本异文互相比对，在校正讹误的同时，辅以补注，弥补个体回忆的局限，力求完整呈现历史面貌。

　　原始史料价值虽高，但不等于可以不加辨析直接采信。撰写《北上》，梳理过草地前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史事，面对各类记述相互矛盾的难题，刘统汇集档案电报、多方亲历者回忆交叉比对，拒绝仅凭孤证下武断结论。长征史料考辨背后，是“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刘统反对拿现成结论裁剪史料，主张观点从史料之中自然生成。落实到写作上，他克制主观评判，偏重叙事，尽量让史料自身说话，留给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北上》之中，大量征引当时电报、报告、亲历记述，甚至将彼此矛盾的史料一并呈现，引导读者感知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校勘版本、排比众说，最终目的是透过史料文本还原历史中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整理《亲历长征》，除重大战役记录之外，刘统也重视普通将士宿营筹粮、与百姓交往等内容。他希望借助这批原始文稿，保存宏大叙事容易遮蔽的历史侧面：过草地篝火求生的片段、翻越雪山的伤病记录，呈现普通红军将士的生存状态，让读者体察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

刘统整理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三

　　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并重，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治学路径，学界常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概括。对革命战争史研究而言，档案可以记录事件梗概，却很难传递山川水土带给人的切身体会。对于部分战争的战略抉择，如果只研读电报文件，容易忽略背后复杂的现实约束；亲临历史现场，有助于立体理解历史情境。

　　刘统承袭师门治学传统，把实地考察作为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实地走访旧址，核心意义在于帮助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后世的我们已经知晓长征、转战陕北的结局，但身处彼时的当事人无从预知未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紧逼的敌军、匮乏的物资，局势瞬息万变，前途险象环生。刘统多次重走长征、陕北转战路线，实地踏勘遗迹，试着放下已知的历史结局，去揣摩历史人物面对困境时的处境与权衡。

　　这份治学体会，和老山前线战地体验相互呼应。驻守猫耳洞的经历，让他懂得山地战场迷雾重重，敌情变幻不定，很多决断只能在复杂现实条件下临场作出。带着这份认知再读长征史料，他更能理解：当年决策者与普通红军将士，同样受情报不足、恶劣自然环境制约，每一项选择背后，都背负着重重现实顾虑。

　　文献考订与实地体察，二者缺一，历史认知就容易出现偏颇。刘统的著作，并不铺陈旅途见闻，他把考察的感受内化为对历史情境的深层理解，融入史料解读与叙事，让实地感知服务于史料阐释，由此增强文字叙事的历史现场感。

　　撰写《战上海》，刘统依托1949—1950年《解放日报》原始文献，同时走访上海多处历史旧址，复原上海解放初期复杂的社会现场。书中不只记述军事胜利，更细致铺陈接管城市的现实难题：稳定物价、改造游民妓女、安置旧人员，也如实记述接管过程政策的变化。书中还大量直接引用当年的报刊公告、讲话原文，把解放初期城市动荡、百废待兴的社会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撰写《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他着力还原党中央转战陕北的艰险处境。他两次沿着当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实地走访，穿行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之间，没有简单把“中央坚持留在陕北”写为预先注定的英明决断，而是结合电报、当事人回忆，把读者带入危机四伏的历史现场。

　　为撰写《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他实地寻访多处中央苏区旧址。他到江西寻乌、瑞金，福建上杭等多地，感受“创业艰难百战多”，重温中国革命的历程。依托实地走访获得的切身感受，配合档案文献，该书跳出教科书式的结论叙事，写出早期革命并非一路凯歌，而是在一次次险境、挫败之中摸索出路，呈现革命人物的困顿与挣扎，营造了很强的代入感。

刘统（右）在为著作签名。

　　四

　　刘统十分推崇《史记》的实录传统。唐人刘知几《史通》概括《史记》的纪传体例：“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记》叙事，既载军国大事，也描摹人物的喜怒困顿、抉择坚守，于细微处映照时代气象，宏大格局与个体情状相互映衬。刘统有意识地将传统史学重考证、重细节、重人物的治学范式，移植到党史军史研究写作之中。在他看来，《史记》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是用生动的故事承载历史内核。他主张以《史记》人物描写作为参照，写出革命者的喜怒哀乐、复杂真实的面貌，以细节还原历史原貌。“读司马迁的《史记》，最经典的就是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之战，张良拾鞋，荆轲悲歌。我们今天写历史，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指战员从井冈山到三大战役，同样是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精彩故事不知有多少……为什么不能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的真实经历呢？”（《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后记）“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创建了典范。他写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平凡中给人震撼。我们的前辈也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呢？”（《北上》三联版后记）他决心真实再现先辈创业的艰苦奋斗，真实反映那个辉煌的时代，并引司马迁之言自勉：“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立志做新时代的修史者，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留下重细节、有温度的当代“史记”。

　　梳理刘统的革命史研究与书写，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路径：首先通读档案、往来电报、亲历者回忆，厘清事件基本脉络；继而前往历史遗迹实地考察，体会当地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再以实地体察所得检验、补充文献阅读形成的认知。档案记录事件发生的经过，山川地貌、生存环境，则常常帮助研究者理解事件何以如此发生。这套“文献—实地”互证的方法贯穿多部著作，让读者获得既传真又传神的阅读体验。

　　刘统在《北上》三联版后记中提出：“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是刘统重要的治学理念。以《北上》为例，处理长征中北上、南下战略分歧，他汇集多方史料，结合兵力配置、地理条件、粮草补给、情报局限等现实因素，梳理矛盾生成与演化的完整过程。书中指出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但未对其做脸谱化的描写，对于其他历史人物，同样依托史料呈现其面貌，避免标签化处理。

　　刘统清醒意识到，无论文献考订还是实地探访，皆有局限。原始史料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回忆录易受事后立场、记忆偏差的干扰；后世踏访所见景物，也历经世事变迁，不复当年模样。任何单一材料，都不足以复原完整的历史真相，因此，他从不仅凭一类材料遽下结论，而是坚持多方参稽、审慎落笔。

　　在刘统看来，革命史研究不应当封闭于专业书斋，先辈探寻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值得被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了解；但面向大众传播，并不意味着要降低学术标准，既不能为迎合阅读趣味而消解历史复杂性，也不能故作高深而隔绝普通读者。他的解决路径是，守住学术内核，优化叙事表达方式，把经过考订辨析的史实，用平实通达的文字加以呈现。在《火种》《北上》《战上海》成书过程中，他十分看重与编辑的沟通打磨，共同核对史料、打磨行文，兼顾专业研究者与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正如他所言，“一部好的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和编辑共同的成果”（《战上海》后记）。

　　他明确反对两种写作倾向：一种是通篇宏大议论，缺少具体的人与事，文字枯燥空洞；另一种是片面追逐“故事效果”，脱离史料基础做猎奇式演绎。他倡导“写出生动好看的党史著作”，但叙事生动绝不等于向壁虚构。史学面向公众的教育价值，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石之上。刘统著作能够收获广泛社会反响，正在于它兼顾了学术严谨性与叙事可读性，在严肃的专业研究与大众历史阅读之间，寻得了恰当的平衡点。

　　五

　　刘统依托中古史训练打下的考据功底，把传统文献考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创造性运用于中共革命史领域；老山前线的战地历练，又赋予他对战争之中个体生存处境的切身体会。他的革命史撰述实践启示我们：从事革命史研究，既要甘于坐冷板凳，深耕档案史料，也不可一味困守书斋，要有踏访旧迹、体察历史情境的自觉；既要把握宏大时代大局，亦不能忽视时代洪流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刘统留给这个时代的，不只有《亲历长征》《北上》《火种》等厚重著作，更有质朴笃实的治史风范：不尚空论，务求实录，读书与考察并重，在求真基础之上追求叙事传神。他倡导“站在历史的现场写作”，这一治学追求提示后来者：对革命历史最大的尊重，就是审慎完整保存峥嵘岁月的本来面貌，让真实可信的历史走出书斋，被更多人读懂、记取。他曾比喻，“要还原历史，就像拍摄一部黑白片。黑白片更真实；彩色片蒙上了各种色彩，不一定是原来的样子”。只有褪去后世层层叠加的滤镜，历史书写才能够更贴近本相。求真而后传神，以严谨考证支撑有温度的叙事，是刘统长征史书写留给当代革命史学的珍贵启示。

　　（本文参阅并引用了《长相忆：刘统纪念文集》中多位师友的回忆文字和媒体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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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