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李义琼的《明代京师银库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出版），旨在探讨近代中国国库制度在明代的起源。明代国家运转的财用体制经历从以“纳粮当差”为主，向以税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催生了中国近代国库体系的雏形。李义琼的研究揭示了明代国库制度的形成实现三大重要突破：白银货币实现计量与核算单位价值形态的统一；银库成为收支核算的货币管理中枢，实现贮藏职能的专业化；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的界限明确，实现财权分层的明晰化。该书通过梳理内承运库、户部太仓银库、工部节慎库等京师银库的建立与演变，论证明代一条鞭法改革赋役折银开启了国家财政从分散的非定额化体制向预算化集权管理的演进过程，从而为近代国库体系的建立奠定关键的制度基础。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贡赋体制内部矛盾运动的内生演进，标志着中国近代财政体制的滥觞。

　　传统贡赋体制下的“财用”困局与转型起点

　　近代国库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明代京师银库管理体制的建立。明初承袭传统贡赋体制，其核心特征是“取于民有制”的伦理原则与“遇事而用，事已即休”的“纳粮当差”体制。这种体制下的财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税收，而是基于严格身份关系的义务与差役。其具体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以实物（粮食、布帛）和劳役为主体，缺乏完整的统一的可计量核算手段；在管理结构上，呈现集中的宫廷财权与分散的衙门财用并存的特征，户部、工部、兵部等各自为政，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对独立；在贮藏机制上，遍布各地的仓与库主要服务于宫廷和衙门的实物为主的支用，并非现代财政意义上统一管理的国库。如明初的京师库藏虽有皇帝内府库和户部外府库之分，但职能混杂，且以实物仓储为主。

　　这种财用体制的内在矛盾是近代财政国家制度演进的起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应对战争、京城营建等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这种分散的财用体制渐趋终结，一个向中央集权、货币化、统一预算方向演进的趋势悄然萌发。明中后期，一场深刻的内生革命开始酝酿，其核心便是赋役折银及京师银库的建立。它不仅是国家财政形态的转变，而且是赋役折银在中央层面的制度化，更是国家治理逻辑从“以民治民”的社会控制向“以税收控制”的财政管理转变的枢纽，构成中国走向近代财政国家的制度逻辑起点。

　　三大突破与明代国库制度的形成

　　明代财政体制向近代国库制度转型，通过三大重要突破得以实现，它们共同构筑了近代国库的雏形。

　　其一，从实物劳力到白银，实现价值形态的统一。这是最基础的一步。明代中后期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繁杂的田赋、物料和差役等征派项目合并，折成白银，摊派到田地（税粮）、人丁征收。白银成为国家财政核算与征收的统一尺度，取代此前以实物与劳力支应衙门需求的格局。这一转变意义深远，它使分散的财用资源得以标准化，为全国性财政控制（编审）和资金调度提供了技术基础。正如梁方仲所言，一条鞭法“形成了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白银成为政府运作资源的主要支付手段与核算标准，使得赋役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客观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的运作，也从根本上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使其由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化的契约关系。

　　其二，从仓库到银库，打造贮藏职能的专门化。价值形态的统一直接催生贮藏机构的质变。传统的仓和库是存放实物的空间，而银库则成为专门收纳、支放、核算和储备白银货币的机构。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是户部太仓银库的建立。正统七年（1442年），户部正式设立太仓银库，专贮白银，其收入来源包括各直省派剩麦米、马草、盐课、关税、物料、徭役等的折银。这表明，国家财政职能开始从简单的储物向货币化、集中化的资金管理转变。银库的职能也超越了单纯的仓储，开始承担起国家财政收支的核心枢纽功能。银库的专业化，是财政组织形态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它意味着国家具备更高效的资金周转与使用能力，为国家汲取和调度资源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载体。

　　其三，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分离，促进财权分隶明晰化。在明代财政演变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博弈与分离。明前期，皇帝的私人银库内承运库通过“金花银”等形式，从户部田赋收入中永久分割出一块稳定份额，形成皇室私库。与之相对，代表国家公财的户部太仓银库则用于国家公共行政、国防等开支。此外，工部节慎库和兵部相关银库建立，进一步细化了中央各部门的财政权限。这种公私界限的逐渐清晰化，正是近代国库制度确立的关键步骤。虽然明代中央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库，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制度化分野，以及户部作为国家公财管理者地位的逐步确立，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库奠定了制度框架。

　　中央部际财权博弈与税收管理变革

　　明代国库制度的形成，不仅仅是机构的创设，更是一场中央主动为之的走向户部集权的部际财权博弈与税收管理变革。明初，不定时、无定额、按需索取实物劳力的财政体制，使中央各部财权分散，各有财源与收入。随着赋役折银推进，中央部际财权博弈迅速展开。皇帝率先从户部切分400万石税粮、折银率固定为0.25两/石，合计100万两的折银，专供御用。户部随后建立太仓银库，将白银引入盐法、赋法、役法等，从内府、工部、兵部等部门分割财赋，又于明末建立专贮辽饷的新饷银库，从各地加派和搜括白银，藏银量达一两千万两。通过在辽东派驻饷司，户部试图全面掌控辽饷管理发放。明末清初，户部统一编纂《赋役全书》，将全国赋役统一折银核算与定额管理，掌握中央其他部门乃至全国的财政数据，实现白银财政数据上的集权。

　　京师银库建立后，明朝加强对盐商等富有人群的税收管控。明初开中法虽利用商人力量供应边饷，但商人相对自由，可选择是否开中。随着太仓银库对白银的强烈渴求，晚明的户部在浙、淮盐区推行纲纪制度、纲盐法，将资本雄厚的盐商按里甲模式编为纲商、纪商、甲商，强制摊派盐课银，并实行连坐追责管理。盐商不再是自由的市场主体，其姓名被登记在专门的纲册上，世世代代完成国家规定的白银任务。可见，国家为获得稳定的白银税源，借助新的制度工具，将盐商列为税收重点管控对象。这一转变是近代国库制度形成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建立起一套对重要人群进行“户口管理”式税收控制的制度框架，为后世国家大规模、体系化地控制商业资本提供历史路径。

　　综上所述，近代国库制度并非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其在明代的起源是一个内生的演进过程。这是在中国传统贡赋体制内部，由官方与社会力量为应对现实而主动进行的制度与技术变革。这一转型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其一，它标志着中国财政实现从基于身份义务的非定额派征，向基于货币核算的定额赋税征收的本质跨越，实现了国家治理工具的创新。其二，它构建一个以中央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白银财政体制，为明清中国应对更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国家工程提供前所未有的财政动员能力。其三，它留下的围绕白银、银库和税收控制的制度与管理遗产，如财政以白银为核心计量单位、以银库为资金管理中枢、对盐商等富民进行税收管控，深刻影响此后中国国家财政运行逻辑，是中国走向近代财政国家不可逾越的滥觞。因此，当我们追溯中国近代财政史时，应重视明代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它并非简单的过渡期，而是一个制度转型、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性时代。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