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心声】

　　作者：吴茵墨（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从小到大的课本里，有很多关于长征的内容。在语文课本里，我读“红军不怕远征难”，读老班长省给伤员的鱼汤，读寒夜翻山越岭时那一星火光；在历史课本里，我读湘江血战，读遵义转折，读四渡赤水；在思政课本里，我读理想信念，读人民立场，读“长征永远在路上”……课本一页页翻过，长征在我心里的轮廓渐渐明晰：山很高，水很急，敌人很多，路很难。那时我以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不怕”——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难。可这份“不怕”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那时的我，并不真正明白。

　　真正让我重新打量这份“不怕”的，是大学课堂上的一次追问。

　　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老师没有先展开史料，而是在黑板上写下《忆秦娥·娄山关》里的两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问：这首词所说的难，难在哪里？

　　有同学答，难在娄山关险；也有同学说，难在敌军前堵后追。老师点头赞许，又继续把思考引向深处：雄关再险，总有跨越的可能；追兵再多，也总有穷尽时。难的是“从头”——队伍已经付出惨重代价，能不能把方向校正过来，再一步一步走向前。

　　这句话不长，我却记了很久。顺着这个追问再读课本，许多熟悉的片段有了新的意义：湘江血战，不只是惨烈，更是错误指挥结出的苦果；遵义会议，不只是“转折”二字，而是革命在危急关头分清是非，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不只是用兵如神，而是甩掉教条、回到战地实际之后，在绝境里重新争得主动……原来长征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一直走对，而是走过弯路、付出牺牲之后浴火重生，走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革命道路。

　　带着这层体悟再回看长征，眼前浮起的，是故乡的山河。我在贵州出生、长大，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经历的时间最长，这片土地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我借假期返乡之机，沿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足迹实地寻访，在历史现场中求证“从头越”的分量。

　　遵义会议会址是一栋并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会议室27平方米、作战室56平方米，墙上的云贵川地图插着红色和蓝色的小旗子。屋子虽狭小，路线是非却在此处分清。“从头越”，就是从认清走不通的地方开始的。娄山关战役，红十三团正面牵制、侧翼迂回，攻占关口，再夺遵义城。这一战证明，“从头越”不只是词句里的气魄，更是转折之后靠硬仗把主动一寸一寸夺回来的浴血奋战。赤水河边，船少水急，群众与红军扎木排摆渡……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蹚出来的。

　　历史里的“从头越”，是在困局中校正方向、在重围里闯出生路；新时代贵州山乡的“从头越”，则是在一度贫困的日子里找出路。

　　在乌江边的化屋村，我看到了盘山公路进村、新居成片，看到了帮扶接续发力、群众苦干实干。在村民赵玉学家，女主人杨鹏英拿出一组“昔日麻窝寨，今朝安居园”的对比照片：从前住在悬崖边，房子靠架子撑着，一家人挤在狭小破屋里，进出都难；后来居住条件逐步改善，终于搬进水、电、路齐备的新居，吃得饱了，也住得暖了。变的是山乡面貌，不变的是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长征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记住苦难，更是在受挫之后，仍能把方向摆正、把步子迈出去。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我的长征路就在脚下：在书页里求真，问题没弄清就不轻下结论；到村寨里问需，把群众的难处当作研究的起点；在笔尖下回应，让论文针对真问题而写。把每一次受挫都当作校正方向的机会，把每一步都走实走稳，这就是我的“从头越”。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