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邵彦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1938年，《纽约时报》在一篇介绍《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评中，连续以8个问题层层推进，提出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这一核心问题。往前追溯，斯诺将《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命名为“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这段三千余字的章节几乎完全由疑问句构筑而成，全文共出现82个问号。再往前追溯，在这段文字的稍早版本——《红旗下的中国》的开篇“寻找红色中国”中，斯诺同样连续提出了59个疑问。显然，这些疑问句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斯诺等国际人士对“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的真实追问。长征的胜利，用事实的力量作出了最真实有力的回答。

　　长征开始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可谓知之甚少。1927年以后，外国人士与中共之间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为数不多的报道，大多以国民党的宣传材料为唯一消息来源，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几乎完全被造谣污蔑的宣传叙事笼罩。长征途中，自认胜利在握的国民党宣传机构，迫不及待地将对中共的称呼从“赤匪”改为“残匪”。然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一边是国民党言之凿凿的“‘残匪’消灭在即”，一边是红军跨越万水千山胜利会师的事实——这两种图景之间的巨大裂痕，让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谣言重复千遍，终究敌不过事实一击。国民党长期渲染的虚假叙事，与一支能够在重重围剿中完成万里长征、并在陕北扎根发展的强大力量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巨大矛盾。美国学者韩蔚尔的质疑一针见血：“既然国民党还不得不在‘作战地图上翻来覆去地标记、筹划’，那么，他们的所谓‘残余土匪’的宣传也就一钱不值了。”（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宣传与事实的强烈反差，让越来越多的国际观察者开始质疑，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真实面貌的好奇与关注。

　　当时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斯诺，产生了揭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相的强烈愿望。他说，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发表的关于共产党的总的宣传，因为它根本说不通；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埃德加·斯诺：《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1937年2月6日）》，参见裘克安：《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8页）同样，韩蔚尔也带着质疑，于1936年专程赴四川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在他关于红军的系列报道里，贯穿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性质”的追问：“这苏维埃在哪里？人数比他们的敌人少，但他们用什么方法总是获得胜利？这些红军从哪里来的？”（埃德加·斯诺等：《前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这些追问，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这种好奇甚至延伸到了美国最高决策层。据记载，罗斯福总统曾3次召见斯诺询问中共情况，并在1937年至1945年间持续通过埃文斯·卡尔逊的密信获取相关报告。这说明，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时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国际人士带着好奇心和对真相的追问前往陕北苏区，开启了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斯诺的陕北之行，正是这一探索过程的标志性事件。自斯诺进入陕北到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一大批国际人士相继访问延安，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德国友人王安娜、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比森，以及菲利普·贾菲、维克多·基恩等。他们的书写，掀起了一场报道与研究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潮。

　　长征以其史诗般的壮阔历程，成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共的关键窗口。当斯诺拍摄的相关照片公布于世时，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宣传截然不同的革命政党形象。肯尼思·休梅克评价道，《红星照耀中国》“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斯诺彻底推翻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这一论点，而把他们提高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47~48页）。诸多国际人士的长征书写，从多个维度回答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这一重要问题。

　　其一，战略上的胜利者。作为第一个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斯诺率先在世界军事史上确立了长征空前伟大的历史地位。他把红军长征与土尔扈特部大迁徙、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等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从中提炼出长征叙事的核心特质——“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里奥·胡柏曼、保罗·史威乔则进一步指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的行军“失掉了光彩”，拿破仑的撤退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通过层层递进的国际历史对标与对话，长征在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地位被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由此被塑造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胜利者形象。

　　其二，具有现代气息的革命政党。海伦·斯诺将“年轻的红军枪手”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进行类比，将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举世公认的伟大事件联系起来。贝特兰认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是“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做对比。这些类比成功地确立了中共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并使人们逐渐了解其为世界反法西斯与追求民族解放的进步力量之一。

　　其三，承载人类精神价值的引领者。超越具体的政治与军事评价，国际人士还致力于挖掘长征所蕴含的普遍人类精神价值，将其升华为一座人类精神的丰碑。斯诺首次为长征下了“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的断语。王安娜将长征称为“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定义为“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0页）。海伦·斯诺则将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与拜伦、雪莱所讴歌的革命理想相对照，认为红军的英雄气质“比浪漫的雪莱派所梦想的‘理想’革命更进了一步”（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这些书写将长征提升到关乎人类勇气、毅力与希望的精神象征，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注入了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内涵。

　　总体而言，国际人士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通过在世界历史坐标系中的定位，将中国共产党从被污名化重塑为战略胜利者、现代革命政党、承载人类精神价值的引领者。国际人士的长征书写，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赢得国际同情与支持奠定了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框架。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