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古人的“修齐治平”

演讲人：孔德立 演讲地点：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彝伦讲堂 演讲时间：2026年8月

　　孔德立孔子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学者。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与中国思想史。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泰山学者。著有《先秦儒墨关系研究》《早期儒家人道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先秦诸子》等。

　　《大学》是一部怎样的书

　　《大学》今天通常被视为“四书”之一。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典籍合为一体，分别加以注释。其中，《论语》《孟子》称“集注”，《大学》《中庸》称“章句”，合起来名为《四书章句集注》。在此之前，儒家经典教育长期以“五经”为核心，即《诗》《书》《礼》《易》《春秋》。先秦时期为“六经”，秦朝以后失传《乐》，故称“五经”。“五经”内容较为庞杂，至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即使耗费一生精力，也未必能够完全研习。因此，他主张从早期儒家经典中选取几部最为重要的典籍单独加以研习，最终选取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部典籍。

　　《论语》和《孟子》原本就是两部独立的典籍，《大学》和《中庸》则原是两篇文章。《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礼记》有《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之分，其中进入“十三经”体系的是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简称《礼记》。《中庸》同样是《礼记》的一篇，朱熹也把它单独选出。

　　为什么朱熹将这四种文献视为儒家最重要的文献？《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传承主要依靠孔子弟子。曾参也就是曾子传《大学》，其地位尤为重要，也可以说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庙大成殿中，我们可以看到配享孔子的“四配”，其中第一位是颜回，颜回去世早于孔子，孔子去世以后在其弟子中最重要的便是曾子。也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有子。据《孟子》记载，孔子去世以后，众弟子曾想推举一位领袖来承担类似孔子的角色，他们所推举的就是有子。阅读《论语》时我们会发现，《论语》第一章是孔子所言，第二章便是有子所言，第三章是“巧言令色，鲜矣仁”，第四章则是曾子所言。这同样说明有子和曾子的地位非常高。而且，一般认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弟子只有有子和曾子被尊称为“子”，这说明有子和曾子的弟子参与了《论语》的编撰，因为当时学生尊称老师为“子”。当众人想推举有子为领袖，就此事征询曾子的意见，但曾子并不同意，此事最终未能促成。这也说明，曾子在当时具有最后的决策权。古人认为曾子在《大学》形成和传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重要依据。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孔子衣镜（复制品）。新华社发

　　那么，《中庸》为什么能够列入其中？《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子的孙子名伋，字子思。根据我的考证，子思的名字是孔子取的。孔子的儿子早于孔子去世，子思幼年时期的成长和培育主要由祖父孔子负责。孔子去世以后则主要由曾子负责。古人的“字”和“名”往往相互搭配，“伋”有思维敏捷之意，所以字“子思”。古代男子举行冠礼之后要取字，女子举行及笄之礼后也要取字，对于名与字的使用有着较为严格的礼仪规范。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子思寄予了厚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作《中庸》”。子思又曾受教于孔子和曾子，所以他是早期儒学的第三代传人。

　　至于《孟子》一书为何被朱熹列入？孟子并未直接受过孔子的教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也就是说，子思的学生是孟子的老师。孟子最为敬仰孔子，同时他也深感遗憾，他说自己未能亲自成为孔子的学生，所以自称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作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者，在战国时代儒学受到诸多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积极捍卫儒学辟杨墨，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单梳理这几本书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将“四书”单独选出，实际上从中梳理出了早期儒家最为重要的一条传承链条：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朱熹认为，这就是早期儒家的道统。我一直认为，朱熹所处的时代可以看作儒学重新出发的时代。儒学到了朱熹这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儒学。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世界观支撑。但是，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言，儒学仍然需要从早期儒家思想中寻找自身的源头。所以，朱熹在为《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作序时，特别是在《大学章句序》中提到，《大学》有利于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实现，也有助于士大夫追求生生不息的理想，并以此回应佛教所说的“空”与“无”。到了宋代，经过唐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佛教也逐渐吸收儒家思想，佛经中融入了一定的儒家成分，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资源。例如，朱熹的思想借鉴了华严宗的思想，王阳明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受禅宗影响。这也说明，早期的文明交流互鉴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齐《论语·智道》简。新华社发

　　《大学》全文共有1751字，分为11个部分。其中，“经”为一章，我们称为首章。国子监刻石所刻的正是这一部分，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那么，《大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应当如何概括它的性质？用朱熹的话来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一词在传统上存在不同的解释，基本上有三种说法：第一，“大学”就是“大学校”；第二，如果仅仅理解为学校，似乎不足以体现其内涵，因此又解释为“大学问”；第三，则解释为“成年人的学问”。这三种说法中，最基础的含义还是“大学校”，加上书名号可以理解为“大学问”，不加书名号则指“大学校”。

　　按照朱熹所述，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子弟，八岁入小学，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进入小学后首先是学习规矩。“洒扫、应对、进退”属于基本的行为规范，“礼、乐、射、御、书、数”则属于基本的知识与技能。接下来是十五岁入大学。“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大学所招收的对象与小学有所不同：天子之元子，即天子的长子；众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也就是贵族子弟；此外还有“凡民之俊秀”。进入大学以后，“皆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需要明晓事理，学习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对此，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大学》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纲领性文献。

北京国子监太学门匾额。刘永锋摄/光明图片

　　《大学》的作者

　　关于《大学》的作者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程颐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即《大学》是孔子一脉传承下来的典籍，是初学者进入儒家道德修养的门径，如果想要掌握儒家的伦理道德，应当首先研读这一篇。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首章称为“经”，后面的部分称为“传”；首章为孔子所作，后面的“传”则为曾子所作。

　　朱熹的说法则是：“经”体现的是孔子的思想，由曾子记录下来；后面十章体现的是曾子的思想，由曾子的门人记录下来。我推测，朱熹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可能是希望通过《大学》确立曾子在儒家传承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传承链条。如果全部归于孔子，那么“四书”中就有两部主要体现孔子的思想。当然，这一问题我以为不必过多追究。《大学》肯定与孔子、曾子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早期孔门学派集体思想的产物，但其中必然包含孔子的思想，而曾子在《大学》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大学》的主要内容

　　总体而言，《大学》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在“四书”之中，经传结构最明显的是《大学》。《中庸》也具有经传结构，但后面的“传”对于首章的解释，在对应关系上不如《大学》规整。《大学》的经传对应关系则十分规整。

　　“经”即首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学》的主旨——“三纲领”与“八条目”，并说明如何一步步从起点走向目标，对整个过程作出规划。《大学》本身就是纲领和规划。“传”是后面的十章，其中引用《尚书》《诗经》以及孔子之言，当然也包括曾子自己的话。按照朱熹的解释，这十章围绕三纲领、八条目逐步展开，依其次第加以阐释。

　　这里先看《大学》首章，可以将其分为几个部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三纲领”。所谓“纲领”，就是最重要、最具有统摄作用的原则。对于接受过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专业训练的学生而言，这几句话都是耳熟能详的。

　　接下来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个人首先要对自身有清晰的认识，不能混沌，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先后次序，首先就要明确目标。“知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止”就是停，停在哪里，也就是目标所在。人要“知止”，首先就要确定目标；第二，要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具备什么条件。既知道目标，又知道自身的现实状况，才能明确应当如何推进。因此“知止而后有定”，“定”就是定力；“定而后能静”，就是不能浮躁；“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才能作出周到而详尽的考虑；“虑而后能得”，最终才能有所收获。“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任何事物都有开始和结尾。“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正是《大学》讲的人生不断向上的进阶过程。

　　然后是“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环节的任务。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最高目标是平天下，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想要平天下，先要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我们通常讲“修齐治平”，但如何才能做到修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因此，起点在“格物”，终点在“平天下”。接下来，《大学》又从低到高重新讲述了一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叙述至此，以此句收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应当重视的反而不重视，不应当过度重视的却加以重视，这就成了本末倒置。这几句话是对实现“三纲领”“八条目”的总结。

　　下面再细说“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中，关于“亲民”还是“新民”，历来存在争论。以前一般作“亲民”，王阳明认为应当作“亲民”，朱熹认为应当理解为“新民”。“亲民”强调天子对于百姓的关爱，将仁者之心施于天下；“新民”更符合朱熹的思想，他强调通过读书、修养逐渐进步，是一种渐进式的修身方式。王阳明更强调顿悟式的修身——人的内心本有良知，一念转变，即可趋向圣人。朱熹则不同，强调从洒扫应对、举止进退开始，经过长期磨炼和涵养，才能逐渐成为圣人和君子。“新”的意思就是使民有所更新、日新。朱熹的解释也有其道理，因为后面的“传”中明确讲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明明德”就是彰显内心光明的德行。第一个“明”是彰显、使之显现，第二个“明”是光明之意。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儒家“性善论”的倾向。虽然此时尚未明确提出“性善论”，但从孔子开始，早期儒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人性“善”的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需要将它彰显出来。

　　那么，“亲民”或者“新民”体现在哪里？当内在的明德得到彰显之后，就要进一步帮助他人。无论是渐进式地帮助他人，还是将普遍的仁爱施于天下，其基本方向都是由己及人。最终达到最高的目标——“止于至善”。

　　“八条目”首先从“格物”讲起。王阳明似乎反对“格物”，如果熟悉王阳明，就会知道他早年学习朱熹，后来转而反对朱熹。据说他“格竹”连续几日，最终也没格出道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方向上出现了偏差。朱熹所讲的“格物”，并不是站在某一个自然物面前苦思冥想。他所谓的“物”，并不只是自然物，而是事物，也就是具体的“事”。他所讲的“格物”是“具体做事”。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能够做好，有的人却未必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这其中就体现了格物的功夫。“格物”就是把事情琢磨透彻，不仅要思考，还要亲自实践。

　　“物格而后知至”——把事物真正格透，才能“知至”。“致知”不是半瓶子醋、一知半解，而是要达到极致，做到融会贯通。

　　“知至”之后“诚意”。按照“传”中的讲法，“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也就是说，真正的诚意没有隐瞒。

　　接下来是“正心”，所谓“正心”是使内心保持端正。儒家所讲的端正，是保持仁爱之心，没有私心。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后，才能真正做到“修身”。

　　“修身”之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所谓“齐家”，同今天的家庭概念不同。今天通常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古代讲的士大夫之家，往往是数百人的大家族，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社会。今天也可以把“齐家”理解为对一个单位的治理。能够把“家”治理好，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治国和平天下。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只要能够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所以，“修齐治平”有两层意思：第一，它体现了一个人从最基础阶段不断向上的进阶过程。第二，“修齐治平”也可以对应周代的宗法制度——修身对应士人的修身，齐家对应大夫齐家，治国对应诸侯治国，平天下对应天子平天下，分别体现古人认知中的四个阶层承担的不同职责。

　　《大学》中“传”如何解“经”

　　下面来看“传”如何解释“经”。解释“明明德”的第一章，也就是全篇第二章，引用《尚书·康诰》《太甲》以及《帝典》（《尧典》）相关内容。这些篇章都提到了“明德”，强调自我彰显，体现了古人对修身主体性的认知，古代中国文化尤其重视这种自我主体性的展开。

　　解释“亲民”时，引用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周虽然是一个旧邦，却要承担新的使命。“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今天往往带有贬义，但在这里是褒义，指君子要尽最大的努力实现“新民”。

　　解释“止于至善”时，引用《诗》：“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百姓居住有一定的区域和边界；《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鸟尚且知道自己应当停在哪里，人更应该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目标。

　　接下来又引《诗》：“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这里赞颂的是卫国国君卫武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切磋琢磨，“切磋”与制作骨器有关，“琢磨”则与制作玉器有关，都强调功夫的精细，说明修身不能急于求成。“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也就是说，百姓始终没有忘记卫武公的恩德。

　　随后又引《诗》：“於戏前王不忘！”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一段仍在解释“止于至善”，达到至善确实很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追求，而应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始终保持谨慎。到了《中庸》，则表述为“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也就是“君子慎其独”。

　　下面再选择几章来看“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不要自欺欺人。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却试图用谎言加以掩饰，那么一句谎言往往需要更多谎言来弥补，最终还是会暴露。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关于“慎独”，历来有许多不同解释。湖北出土的郭店竹简《五行》篇中也出现了“慎独”。“慎独”是一个人在独处时与在众人面前时保持一致，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时保持一致。这体现的是修身的自觉，也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只做表面文章。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这段话很有意思。小人在独处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去做，一旦见到君子，便赶紧把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大学》又说“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在他人观察之下，一个人的很多东西其实掩饰不住。“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真诚待人，别人能感受到；虚伪待人，别人同样能感受到。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十只眼睛看着你，十只手指着你，实际上很难隐藏。“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财富可以用来装饰房屋，而人的修身则需要依靠德行。内心充盈，具有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心广体胖”。这里的“心广”是指格局宽阔，“胖”读作“盘”，有安适舒泰之意，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泰而不骄”，呈现出一种坦荡安舒的状态。

　　下面讲“正心”和“修身”。“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就是说修身的前提在于正心。孔子讲“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首先要正心，心不能偏斜。“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是人所具有的情感。《大学》强调应当尽可能克制自我，尤其要节制自己的情绪。《论语》首章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与此处正可相互对应。恐惧和敬畏不同，恐惧更多是内心的害怕。一个人应当保持坦荡，不为恐惧所支配。所以孔子强调“勇”，智、仁、勇是“三达德”：智是判断能力，能够辨别是非、美丑、善恶；仁是本心、正心，不能偏斜；有了正确的内心和判断之后，面对困难还需要“勇”来克服。因此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就是说对于不应当沉溺的娱乐以及可能使人流于平庸的事物，应当有所节制。《史记·礼书》记载子夏：“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在课堂中听孔子讲学，觉得圣人之道十分美好，应当认真读书；走出课堂以后，又被外界的繁华娱乐所吸引。两种力量在内心交战，难以作出选择。孔门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而最终能够进入孔庙配享孔子的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使老师再伟大，也不可能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优秀人才。一个人如何才能真正优秀？关键仍在于自我开启。《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首先强调的就是自我的力量。老师更多是教授方法，而真正的学习还要依靠学生自身。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里的忧患更多指患得患失。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几句话并不是简单并列的，而具有因果关系：首先是“心不在焉”，由此导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孟子曾以弈秋教人下棋为例阐述此理：一个学生专心学习，另一个学生却总想着窗外的鸟，准备拿弓箭去射，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孟子又讲，一曝十寒，学习就难以取得成效。

　　再看修身与齐家的关系。“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说明齐家的前提在于修身。修身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也就是说，看待人和事应当看到两个方面，而不能只看到其中一面。

　　“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人往往只看到自己孩子的优点，却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种庄稼的人，也总觉得自己家的禾苗长得最好。因此才说：“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都有自身天然的弱点，而儒家所强调的修养，就是尽可能克服这些弱点。

　　下面看“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矩”是尺子，“絜矩”是以尺度加以衡量。做人应当表里如一，不能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

　　接下来是“治国”与“平天下”，也就是《大学》“八条目”中的最后两个环节。“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那么，如何治国？关键在于“得众”。如何得众？“君子先慎乎德”，首先要以德行引领众人。儒家具有鲜明的德治思想。所谓“德”，首先要求领导者自身有德；如果制度不完善、法律不能发挥作用，也难以治国。因此，应当将“为政以德”与“为国以礼”结合起来，其中“德”具有优先地位。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