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史学的中国语境

　　作者：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

　　博雅史学是什么样的史学？

　　这是2026年8月30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第二届博雅史学论坛”之“圆桌讨论”的题目。主持人胡鸿在发言时提到：“在北大，‘博雅’是一个日用而不知的高频词，我们每天在博雅塔下走过，这次的论坛叫‘博雅史学’，北大历史系所出的书系也冠以‘博雅’，然而究竟什么是博雅的史学？博雅含有一种古典的前现代的气息，和当今高度专业化的史学研究是否相合？博雅是否还是值得追求的学术境界，博雅与专深有无可能兼顾？”言者虽谦称“问题浅显”“抛砖引玉”，其实是富有启发的。

　　现在通常使用的“博雅”语词，偏重西方语境，主要反映西方渊源。“博雅”所对应的拉丁文原意是“Artes liberals”。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主要面向与奴隶等相对的自由人群体（拉丁文liber，意指自由人），目标是培养当时社会精英的公民素养和优雅气质，最终塑造完整的人格，而较低阶层人群只能接受职业技能训练。英国自18世纪以降，所用“Liberal Education”的既有阶层意味有所变化，偏重上流绅士阶层的非专业性、文雅的通识教育。今日“博雅”一语的广泛使用，承继近代，更强调它的通识性与文雅。

　　其实，“博雅”一语尚有中国古代的历史渊源。探讨“博雅”，特别是“博雅史学”，还应特别注意它的中国语境。下面，笔者在具体论证后，尝试依次提出关于“博雅史学”的三条认识。

　　第一，“博雅”的确是一个“日用而不知的高频词”。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脉络，“博雅”一语最早出现于汉代，首要含义是人的学识品行。如《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载：“（曹）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载马融上书语：“窃见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果毅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引《谢承书》云：“（徐）淑字伯进，广陵海西人也。宽裕博雅，好学乐道。”同时，“博雅”本身，包含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和责任。如涉及“博雅”最为有名的人物可早至东汉初年的杜林，《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云：“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大司空为东汉三公之一，《续汉书·百官志一》“司空”条云：“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后汉书》）杜林接替朱浮，时在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进而，“博雅”才涉及文章的内容文辞。《文心雕龙·杂文》云：“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有意思的是，“博雅”一语两重含义的先后关系，与“古典”一语的情形，或相近似。“古典”，首要含义是古代的典章制度，然后才是古代典籍。前者的例证如《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记族子韦义“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具称古典”，《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序》“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后者的例证如《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记载樊准上疏“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三国曹魏应璩《与王子雍书》“言不改定，事合古典”（严可均辑，马志伟审订《全三国文》卷三〇），《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载钟繇语“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史学首先是人文学，它关心的是人，研究的是人，探讨的是过去时空中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及其意义”，而“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体”（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第一章、后记）。综合上述，我们提出第一条，博雅史学首先重视人的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然后才是文章内容丰富、文辞优美。它既成就作品，更成就人。

　　第二，“博雅含有一种古典的前现代的气息”，这是一个有趣的提示。我们注意到，“博雅”一语虽然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是出现的具体历史阶段主要是在东汉而非西汉。相较于西汉士大夫注重很多宏大的理想设计，希冀复古更化，尝试变法改制，东汉士大夫更为注重保存和研究古制，同时强调从个体出发的切实践行与修为。于是，我们相应更多看到“博雅”一语与“好古”一语的结合。东汉文学家王逸注《楚辞·招隐士》，序云：“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二，白化文等点校）《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追溯东汉，说：“东京帝王，博雅好古，明帝始令儒者考《曲台》之说，依《周官》五辂六冕之文，山龙藻火之数，创为法服。”而唐代是相关用语组合使用的又一高峰。《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隶书”，《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称“（郑）余庆虽好古博雅而未适时”。同时，《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史臣曰“郑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学”，《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记“（李）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卷一六八《韦温传》记“（萧）祐博雅好古，尤喜图画”。由此，我们提出第二条，博雅史学固求创新，但注重原典研习的学问基础。它承继传统，保存火种，相较于趋时，更有所坚守。

　　第三，至于“博雅是否还是值得追求的学术境界，博雅与专深有无可能兼顾”，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博雅与专深的对举，其实在历史早期就出现了。《东观汉记·樊准传》记“樊准拜尚书令，沈深博雅，明习汉家故事”（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二）。可以看到，“沈深”与“博雅”连称，同时形成对言。南宋郑樵的名言“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通志总序》，《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也是偏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此种情形延续至清代民国，“沈深博雅”“闳深博雅”“雄深博雅”“渊深博雅”“精深博雅”等语，多见使用。如史学研究或多会关注的孙人和《论衡举正》序“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附编三“论衡旧评”）。须承认，“近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源于西方。不可否认，这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带来了开放的视野、全新的面貌，对其现代转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是一个整体，源自西方的近代学科分类，人为地割裂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加之现代学科研究的范式也源自西方，所以建立在近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用西化的思维方式观照、理解、评价中国古代的知识，以及蕴含于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价值关怀”（杨庆中《时代呼唤中国古典学》，《国学学刊》2025年第1期）。有鉴于此，近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庆中提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宜乎遵循“入乎小学，参稽西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的进路。这是一条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地扎实推进的学、研、履的进路（杨庆中《国学与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8日11版）。是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本是一个整体。在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下，专而精的研究范式有效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割裂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完整图景，有所忽略此体系之内的价值关怀。受上述论说之启发，复联系张广达所回忆“邓广铭、杨人楩诸师谆谆叮嘱，要我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收入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我们得以提出第三条，博雅史学向来不反对“专而精”，然非以“专而精”为唯一或首要要义，而是注重遵循次序、体用贯通。它强调须由“博而通”走向“专而精”，再到“明体达用”。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31日 11版）